王红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从事卫生学与社会学跨学科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著有《大国卫生之难》、《大国卫生之论》等书。
第一次见到王红漫,是在不久前北大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王红漫领导的一个课题组提交的关于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的一个研究报告。王红漫宣讲报告的时候,语速极快,给我的感觉是这位年轻的女博士似乎在担心自己讲不完。后来才看出来,原本她就是这么说话的。从会议的性质看,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性会议,王红漫的报告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是个草案。类似的会议在大学校园里差不多每天都有。然而,王红漫的这个会却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不同寻常的关注。还不到会议计划开始的9点钟，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会会长彭珮云同志来了,卫生部的副部长来了,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中宣部社科规划办、发改委的有关负责同志也来了。各大媒体的记者都来了。
为了这份报告,王红漫带领她的课题组进行了长达4年的农村调查。累计行程2.5万公里,走访了近20个省区的100多家乡镇卫生院,深入1000多户农家与农民座谈……这组数字传达着一种中国当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执著与坚韧。从每个与会者脸上的那份专注,我读到了感动。会议主持人告诉大家,王博士昨晚骑车时右腿被校园里骑车的学生撞了一下,骨折了。今天她是忍着伤痛参加会议的。紧接着主持人风趣地说,相信这次负伤能让王红漫同志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大国卫生之难。这话让王红漫以及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再次见到王红漫,是在她的家里。她坐在床上,左腿上打着石膏。年近七旬的母亲特意赶来照顾她。跑了这么多地方,吃了这么多苦,你到底去农村找什么?这是我向王红漫提的第一个问题。
王博士回答说,我去发现问题。
农村卫生保障制度关乎十亿农民的切身利益。这一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一方面在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王红漫指出,这些问题的出现为多方面原因所致,但这些问题和缺失所产生的后果归根到底都是由农民承担的。要想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首先就要去农村,去倾听农民的心声,去了解农村基层医疗组织真实的情况。说到这里,王红漫回忆起当年刚刚拿到北大985计划资助,第一次打理行装准备下乡的时候,曾有人带着奇怪的神情问她,你还真下去啊?发点卷子下去,过一段时间往回一收不就行了。对于这种当今学界并非偶然,甚至司空见惯的做法,王红漫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农村、农民是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当然也就是我们对之进行学理分析的出发点。不从出发点起步那还搞什么研究——这才是王红漫的逻辑。
听到这里,我脑中忽生一念:既然如此,我的采访何不也来一个“文本”的转换,从长篇大论的研究报告中脱身出来,把学术语境还原为具体的现实。于是便有了下面一连串的问与答：
问：一个农民,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一旦生病了,他会去哪儿看?
答：
农民选择医疗单位主要是在医疗水平和就医费用之间权衡。如果是小病,农民会就近在村里看。我们的调查显示,90%的村卫生所都已民营化。如果是大病,大都会跃过乡镇卫生院而到县级医院就医。目前各卫生院大都处于“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着”的“抽空”窘境。可是与此同时,上级补贴和专项支持却仍在继续。有一个地方,主管部门配备的新X光机一次没用便锁进了仓库。
问：为什么不用呢?
答：
一是没有人会用,二是没有人来看病。有限的资源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才是最大的浪费。
问：为什么农民不去乡镇卫生院而要舍近求远?
答：
一是嫌贵,二是怕看不好。目前卫生院大都处于同个体开的诊所、药店相互竞争的执业环境中。从诊疗技术上看,双方差距并不大。而调查发现,只要是定点医院,服务价格,特别是药价都比个体的贵。此外,医生的医疗水平低,无法对症下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曾假扮成病人到几个乡镇卫生院去实际考察那里的诊治水平,结果,我的慢性结膜炎被诊断为沙眼,低血压被诊断成高血压。一个感冒,很多医生搞不清楚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的,所以一开药就是一大堆,说不定哪一样就碰上了。
问：今天的农民看病难主要难在哪里?
答：
我们调查所掌握的情况与一些材料及媒体的报道有较大出入,今天农民看病难,主要不是难在过去的缺医少药,而是“看病贵”。
问：贵在哪里?
答：
用农民的话说,只要到了医院,什么都贵。单就检查费来说,农民到了县医院,乡里做的那一套检查便都不好使了,得重做;再到市或省医院,还得楼上楼下地再跑一遍。这种重复检查与农民的支付能力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导致失衡。此外,检查费居高不下还有一个原因是进口了大量医疗设备。而实际上,其中有很多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完全可以自己生产,从而大幅度地降低医疗成本。
问：重复检查的问题由来已久,有解决的办法吗?
答：
技术上不成问题。利用网络技术,通过图像传送,县乡的原始病历可在异地大城市医院发挥作用。
问：可是这样一来,大医院作为一个自收自支的经营实体,其经济效益不就明显受到影响了吗?
答：
挣钱应该靠技术,而不是靠设备。我们应该向病人提供无差异的医疗服务。
…………
采访进行到这里,我意识到我们的话题已经从“问题是什么”慢慢地转到“问题怎么解决”上来了。大量的就医农民绕开政府仍在努力扶植的乡镇医院而涌进城市,与城市居民分割有限的医疗资源。结果是一方面城市的医院门庭若市,一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病人;而乡镇医院却门可罗雀,几近萧条。一方面,生了病的农民要求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医疗救治;而现实情况却是,好的医生、高水平的医疗技术,先进的设备按县、市、省行政级别梯次配置,形成级别不同档次相应不同的格局。对此,王红漫的课题小组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人事制度。王红漫一边向我出示一张题为《优化配置,启动新的人事制度体系》的图表,一边阐述她的小组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个构想得到了彭珮云、韩启德同志的关注,认为这个思路很有价值,建议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构想,其基本思路是把现有的三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纳入到一个完整的人员循环系统之中,打破各自为政的格局。让系统内优秀的医护人员在固定的时间段内,于各级医疗机构轮流工作,把最好的医生送到农民的家门口,为农民提供无差异的卫生服务。这样一来,广大农民再也不用为看病而东奔西走,扔进仓库里的X光机将会派上用场,把结膜炎当成沙眼治之类的低级误诊就将得到极大遏制!王博士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国家人事部门、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相互配合、协调共进的系统性工程。尽管头绪繁多,情况复杂,但是它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善十亿农民医疗卫生的现状。调查组与当地的村民座谈。
村医土法为课题组负责人处理蚊虫叮咬的伤痕。
门可罗雀的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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