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就是一个‘文盲’。”在今天闭幕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上，一位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的中国官员告诉记者。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扫盲与农村教育。

　　按照传统理解，这位老母亲曾经进过扫盲班，也能识文断字，并不能算是文盲。这位官员的认识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他常年在西方国家工作，年迈的母亲思念儿子，却不知道如何与儿子联系：老母亲不会打电话，也不会接电话。

　　“母亲识字，却没有表达自己的思念的自由。她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文盲。”这位官员说。

　　在1994年、1996年和1998年，国际成人扫盲调查在约20个国家分3个阶段进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调查。这次调查从文学、文献和数量等角度衡量了识字能力，汇集了有关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信息。比如，所使用的测试可以衡量发现工作申请中的信息并使用信息的能力，计算贷款利息的能力。调查把个人分为5个识字等级，从0到500分不等，而不仅仅是划分识字和不识字两个等级。结果表明，大量成人的识字和计算技能相对薄弱。

　　据统计，按照传统方法的测定，从2000年到2004年，全球有7.71亿文盲。在2005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这样表述：如果采用新的测量方式评定识字技能，具有少量技能或者没有技能的成人人数将远远超过按照传统方法测定的7.71亿。

　　一批与过去意义不同的新的“文盲”诞生了。

　　过去，扫盲仅仅围绕识字教学产生，扫盲的目标也仅仅注重识字本身。而现在，扫盲被置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经济的环境中，扫盲也包括扫盲知识的获取、发展和有效运用，扫盲更多地集中在功能性扫盲上。即使有文化的人也可能成为新的文盲。比如说，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高素质人群赶不上这种变化，就极有可能成为新的功能性文盲。以计算机为例，还不会使用这种通用工具的高素质人群，就是功能性的文盲。

　　高识字率和教育发达的社会依然存在文盲群体。国际调查显示，即使在大多数成人识字成绩突出的发达国家，比如北欧，由于贫困、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健康状况不佳和残疾等因素，也有大约10%的人口的技能水平几乎在最低限度之上。识字并不意味着有职业技能。在摩洛哥，45%的抽查者说自己识字，但只有33%的人表现出基本的识字能力。

　　这个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注意。

　　以英国为例，在“国际成人扫盲调查”中暴露的问题使英国政府成立了“学校后基本技能工作组”。这个小组提交了一份名为《崭新的开始：提高识字和算术能力》的报告。报告的开头是这样说的：“在我国拥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有更多的人不会算术。这对于我们已经搞了几十年的学校教育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打击，发人深省。”

　　英格兰政府在2001年3月启动了“生活技能：提高成人识字和算术技能的国家战略”项目。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政府总预算为15亿英镑。目标是到2004年提高75万人的识字和算术技能。2002年，政府为此项目又再投入16亿英镑。

　　更多的实用知识被加入到扫盲的课程之中。

　　200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科索沃开放社会基金会开始实施扫盲项目。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地现有的教学资料都不能使用。他们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先成立了一个由当地妇女组织的代表、教育研究所的顾问和一名翻译组成的一个预备研讨小组编写新教材。小组开发了一套名为“生活之窗”的教材。这套教材被科索沃所有的5个地区的19个城市的扫盲项目采用。2002年，在科索沃有130多组共约2250人在学校、会所和妇女团体进行每周数次的学习。所有年龄段的妇女都参加到这个项目中来。

　　乌干达政府从1992年开始实施成人功能性扫盲项目。这个项目侧重如何解决问题，涉及多个领域。比如说，这个项目把识字学习和学员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帮助他们掌握处理日常问题的技能。2000年，通过这个项目学习的人数达到12.7万。

　　2004年国际扫盲奖世宗国王奖授予了青海省扫除文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青海得奖的理由很简单：为了满足地处偏僻地区的众多人口的需求，青海把扫盲工作的重点放在妇女和少数民族全体，并把扫盲工作与符合农牧民日常生活的技能培训相结合。

　　11月27日闭幕的2005中非教育部长论坛发表了《北京宣言》。《宣言》中说：“为了迎接来自就业压力和社会经济、技术结构调整的挑战，发展中国家需慎重制定本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政策及其执行计划，努力在工业界和教育界间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使潜能开发、技能培训、技术创新和生产力提高密切结合。初等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

　　一位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教育专家说：扫盲工作与职业教育结合到一起。

　　“必须给予目前占全球人口二分之一的年轻人保护其生命及其未来的知识和工具。这一点至关重要。”奥巴伊德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原春琳、蒋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