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刚才说到实际上是一个可以预知的重大新闻，像伦敦爆炸案是一个突发的，您刚才也说到一个紧急的策划，像这样的策划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吴天红：伦敦爆炸发生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5点。我们编辑部有盯新闻制度，新闻组每天都有个值班编辑，负责盯突发新闻。网上出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的编辑特别兴奋，“发生大事了，伦敦地铁爆炸了”，刚开始说的时候网上新闻还非常少，我们想这个时间可以往英国打电话，因为时差正合适，英国刚好是早晨。环球时报在英国有两三个记者，我们同时给他们打电话，了解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大影响。后来发现这是连环爆炸，是个大新闻。

　　我们最开始就想在新闻版做个1000多字的稿子，后来发现事态严重，就按头版的方式做。直接参与的编辑有七八个，有人外语非常好，他们汇总各个网站的相关新闻。我们还和法国、德国、美国的记者通电话，了解当地反应。英国记者更是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我们版上的三维图来自德国一家网站，他们在爆炸发生不久就推出了英国地铁的三维示意图。我们懂德文的编辑把图复制过来，将上面的地名译成中文。美编又做了一些箭头和其他处理。

　　文章做出来有5000多字，第二天见报以后效果很好。我们晚上8点半付印，用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抢下这篇稿子，做的是非常全面的。

　　主持人：对于《环球时报》来说，抓住了这样的新闻事件我们感觉也像天道酬勤。

　　吴天红：当然我们不是盼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说要敏感，没有敏感性很难抓住机会。《环球时报》这么多年基本上可以说抓住了重大国际新闻，体现了我们的特色。

　　主持人：遇到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时，我们都会看《环球时报》是怎么说的。

　　吴天红：很多人都这么说，遇到大事一定要看《环球时报》，因为我们的报道详实、客观、及时，而且《环球时报》已经形成自己的报道风格。我们的报道既有细节，也有分析，可以说是深入浅出。

　　主持人：而且是一个大家特别能够接受的新闻写作的方式，它不是告诉你应该怎么样。

　　吴天红：对。不是说教式的，我们是通俗易懂的。我刚才提到的何崇元同志就说，《环球时报》有四个字很重要——通俗易懂。我们用读者欢迎的形式来登读者想看的东西。在标题上《环球时报》有自己的特色，多是琅琅上口的八九个字，大家一看就非常明了。

　　在版式上，《环球时报》是很大气的，清晰美观，方便阅读。

　　主持人：《环球时报》这十几年来定义非常明确，风格也是非常鲜明的，像这样的定位风格其实应该来源于素质和水平非常稳定的队伍，在这方面《环球时报》是怎么样做的？特别现在改革以后，很多媒体用人也不像原来那样的铁饭碗制度，你们怎么样来保障有这么一支队伍，包括你们很多记者是散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那么大的网络，怎么来保证这张网络的运行和管理？

　　吴天红：《环球时报》有编辑队伍和经营队伍。因为对编辑队伍更熟悉一些，我先说说他们。这支队伍素质高，而且非常敬业。平均年龄是27岁多，很年轻。

　　从学历上看，我们有14位北大毕业的同志，当然也不是说北大最好，但起码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我们还有很多人大毕业，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还有北外的，复旦新闻系的，等等。我们的招聘非常严格，自己出题考应聘者的编辑能力、外语水平。现在《环球时报》有9个语种：英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塞尔维亚语、俄语、罗马尼亚语等等。外语是我们的重要工具。

　　通过一次笔试，两次面试，往往是几千人里只收几个人。其他部门同志起点也很高，也是经过了严格的招聘流程，才来到这个集体。所以环球时报这支队伍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在管理上，环球时报是比较严的，制度非常多。编辑部条例就有19个附件，涉及到工作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广告和发行的条例就更多了。但环球时报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又“善待员工，以人为本”，所以大家把报社当成家，把同事当亲人。

　　我们还有350多位驻外记者，这些人都特别喜欢国际新闻，愿意把在国外看到的事情告诉国内读者。我们跟他们交流得非常愉快，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主持人：我们也听说你们内部有一个青年论坛，就是自己的编辑给自己的编辑上课。

　　吴天红：对，我们原来提过一个口号，“做本领域最好的版面”，我们的编辑专业不同，各有所长。我们举办“环球时报青年文化论坛”，就是请编辑来主讲。我们有一个北大毕业、专门研究台湾问题的编辑，讲的是“台独与陈水扁”。学阿拉伯语的编辑，就可以讲讲中东。我们还有一个北大毕业的编辑，是波斯语硕士，这个非常稀少，全国好像就200多个。她给大家讲了伊朗的情况。另外，做国际论坛的编辑，讲了“中国威胁论的来龙去脉”。还有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等，都可以做为讲座的题目。这种形式能帮助主讲人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发展，还能使听众在很短的时间里对一个领域有所了解。下一步我们准备把这些主讲人推出去，让他们到外面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