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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青 岩
从台北市往北，车行一个小时，迎面一条跨街的横幅——“我当市长两年不搬迁土城监狱，我下台负责”，告诉我们已经到了台北县土城地界。
也许是选举刚开始不久的缘故吧，一路行来，想象中的人群、火爆并没有出现，只有临街悬挂的候选人的大幅广告，仿佛“门神”似的跨街对立——这边说是“苏贞昌爱将”，那边厢要“县市携手”，传递出些许大战来临的气息。
国民党太渴望赢回已失去16年的台北县了，土城党部正处于这场漩涡之中。土城党部隐没在一个偏僻小巷的小二层楼上，只有当那扇斑驳的铁门打开，才能看到门背面悬挂的党徽。候选人周锡玮的精美宣传画随处可见，同破落的党部相比，有一种令人诧异的不协调。对此，土城党部民众服务社的吴主任说，“选举大于一切”。
行政区划相结合的党部设置
记者：能简单介绍一下国民党基层党部的基本状况、组织架构和基本工作吗？
杨博仁国民党台北县委员会副主委：国民党的组织与行政区划结合得比较紧密。像台北县除了县党部，下面29个乡镇市就有29个乡镇市党部。另外，在乡镇市党部之上还可以根据地理或人口情况设区党部。而在村、里、屯一级则为区分部。土城有47个里，每个里就有一个分部。党部里面一般有常委、委员和主任、党工等等，以前还有小组，现在已经没有了。另外还有其他社团，组织上还是比较严密的。
党部一项比较大的工作是训练，入党训练、干部训练等等，不过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正式了。还有就是服务，尽量满足人民的需要。再有是文宣，文宣非常重要，民进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就是因为文宣挂帅，做一分，讲十分；而国民党以前只知道默默做事，做十分，讲两分，结果就吃了亏。有时候，还会做一些社会调查，对一般的民间疾苦、社会状况作一个民意的反映。
记者：土城市大概有多少国民党党员？
吴清炎土城党部民众服务社主任：土城市党员大概有4800位，不包括“黄复兴”退伍军人的600位。
杨博仁：以前国民党中央党部之下，有省党部和省级党部，像台湾省有省党部，台北市、高雄市则是省级党部，因为工作的缘故还成立了交通党部、金融党部、公路党部、黄复兴党部等等。2000年政党轮替后，党部精简，省级党部就只剩下台北市、高雄市和黄复兴党部了。
服务大于一切
记者：基层党部平时都做一些什么工作？
陈碧莲土城市妇女会理事长：服务性工作非常多，比如说开办一些学费低廉的成长课程，如电脑、插花、外文等等，培训那些失业和没有生活来源的人。还有，像学童上学不能注册，一些贫困户、急难户也会由国民党来负责帮助，再比如车祸、火灾这些突发事件，基层党部都会调用党的资源，出面协助。涉及诉讼的时候，基层党部还会做一些法律咨询的工作，包括免费请律师等等。有时候发生火灾，民众打电话不是拨119，而是直接打到我们这里。
余有澄台北县议员：一党独大时，党意主导民意。国民党在野之后，渐渐以民意为依归。这是时代的大趋势。这些年，国民党的选举同以前有了很大不同，越来越符合时代要求。像深入基层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就是这方面的表现。
选票在选民的手上，他们有自主性，可以利用选票来告诉政党应该走的方向。以往，国民党遭诟病的地方非常多。2000年轮替时，很多民众也是想看看民进党能不能心口如一，但民进党“执政”让很多选民渐渐失望起来。老百姓感受最深的是经济方面，能够安心过生活，这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诉求。原来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在这方面老百姓不用太担心，一般的人都会对未来有希望，但现在，一般人对未来已经不敢寄望，不敢有一些放得开的动作。这是现在的选民对“执政党”慢慢累积的一种感受。
因为“执政党”只会喊口号，所以现在人民对国民党的认同有强化的迹象，他们对国民党的希望是由于对执政党的失望。
记者：国民党做了很多服务性工作，这对民心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杨博仁：影响非常大。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候，民众对于国民党基层提供的各项服务感觉不会那么深，会认为这是你应该做的。但在政党轮替后，当民众求“政府”不能反过头来再找国民党的基层人员时，发现国民党虽然在野了但该做的事情还在做，这就让老百姓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在野了，还能做这些工作，证明你确实是为了他们。
陈“立委”助理：我来介绍一下“民意代表”的日常工作。我是一个“立委”的助理，一般每天早上起来要先跑基层，根据日程处理民间的呈请案件，这样的案件一个礼拜大约60件，大案件不一定，小案件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因为“立法委员”办公室和党部在一起，所以有些事情就会交给党部来办。下午一般是发公文，协助各行政单位处理民间的呈请案件。晚上，可能会利用节假日、婚丧喜庆等等的机会，办烤肉、联欢等各种各样的活动，登门道贺或者祭奠什么的。基本上，哪家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般都知道。
记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种服务工作让他们对政党有了好感，是不是比政治纲领更有影响力？你能否判断，影响2008年投票的，究竟是民进党所说的统独问题，还是民生问题？
杨博仁：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的话，“国家”的政策不是三两天就能看得清楚的，他也不一定那么关心。但对他切身的苦难，如果你能帮他解决，他会感受很深。你给他讲一些民主理论，他听不懂，还是那些基本的民生问题，他们感受比较强烈。
对于2008年，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民生问题。统独不能当罐头吃啊！统独问题吵了这么多年，没有新的东西，该告一段落了，老百姓也麻木了。
党现在最主要的就是选举
记者：国民党在野后，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高了，但国民党的组织事实上却比以前松散了，会不会导致政令无法贯彻？
杨博仁：执政的时候，资源比较多一些。现在党员的认同度、奉献度和参与感跟选民结构、住民结构有关系，各地不太一样。
具体到每一个党员，党费还是要交的，开会也会通知，但不做硬性要求。更多的组织活动是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在组织方式上进行了调整，比如说给党员寄生日贺卡、办庆生会、旅游等等，办各种各样的班，跟党员的联系越来越生活化。
党现在最主要的就是选举，我们会发动员令给党员，告诉他们要投给哪些人。国民党基层投票是要划分责任区的，责任区在目前来看还是十分有效。
吴清炎：现在，党员主要是理念结合，绝对没有强制性。党员平时进进出出非常自由，有时候不高兴，经常就是打个电话过来说，“主任，我要退党了。”但一般我们也会要求他写个书面的说明，以免过些天他高兴了又去要党内选举权。
记者：现在台湾是一个选举社会，什么都要看选票，那么基层是怎么来参与选举事务的？
杨博仁：台湾人的投票倾向有几种：有候选人倾向的，有政党倾向的，还有关系、政见倾向的。现在是候选人排在第一，关系第二，政党第三，政见第四。所以候选人很重要。我们现在在选举的时候一般的工作就是动员、文宣、造势、催票。
动员，按照对象可以分成党务系统、社团系统、行政系统，我们以前有“五同”——同学、同乡、同事、同仁、同侪，利用各种通讯方式、搞活动、开联谊会等形式。
文宣，通过看板、宣传车、广告、报纸、传单、政见白皮书和民调等形式，文宣上比较特殊的还有意识形态的宣传。
造势，在台湾，选举造势是可以影响全局的。台湾有一句话叫做“西瓜偎大边”，哪边势力大，大家就跟着跑，所以真的是“形势比人强”，所以也一定要造势，在我们台湾这边万把人(的选举活动)都是小case了，像马英九竞选主席时，就聚集了15万人，从“中正纪念堂”到“国父纪念馆”，前面的人游行完都回家吃饭了，后面还有人没有出发。
催票，一般是当天或前两天，所有选民的资料都要准备，所以台湾选民也很辛苦，投票那天电话不断，先是民调，后是催票，一天要接好多这样的电话，不过现在都习惯了。
期待马英九
记者：那么基层对马英九的评价和期待是怎样的？
陈碧莲：民进党，今天讲的和明天做的可能不一样。它拿到权力之后，就开始沉沦。我们对马英九的期望是在于他的清廉，还能给人们一个期望，否则政治这么黑暗，大家连投票都不会去了。还有就是马英九不会随便讲话，他有他的分寸。
党工：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不同——国民党比较按部就班，比较像乌龟；民进党有点像兔子，哪边有利就跳到哪边。两个政党的逻辑不一样，民进党以胜选为目标，国民党有点保守，别人打过来，也很少还击。我们大部分党员选择了马英九，就是希望我们新的党主席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局面，希望能够让国民党的步伐迈得开一点。
以前很少听到有人自杀之类的新闻，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一般民众渐渐都了解，民进党口号喊得很好，但只是为了选举。以往，感觉台湾人好像比较健忘，前一天的情形可以影响第二天的投票。所以选举中有个说法，“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没有一定能当选的，希望新的主席能够走得快一点，给国民党一个新形象，让台湾的经济能够好一点。
县市长选举
台湾“正规”说法称为“台闽地区县市长选举”，意即台湾省和“福建省”所辖23个县市行政首长的选举，一般4年1次。其中，台湾省辖5市16县，分别是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嘉义市、台南市、宜兰县、台北县、桃园县、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县、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县、屏东县、台东县、花莲县以及澎湖县；“福建省”辖金门和连江两县。至于台北和高雄两市，由于属台湾“行政院”直辖，所以不在“县市长选举”之列。
“三合一”选举
所谓的“三合一”选举，即今年年底举行的县市长选举，原定明年初举行的县市“议员”以及乡镇市长选举，一并提前在今年12月3日同时举行。据台湾方面推估，“三合一”选举可以减少选务成本大约8亿到10亿新台币，但同时合并举行带来的出错的几率与风险也会相应加大。台湾上一次“三合一”选举发生在1977年。
参加此次竞选的县市长候选人数总计76人，应选出23人；竞选县市“议员”的候选人总计1689人，应选出901席；竞选乡镇市长的候选人数总计786人，应选出319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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