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濒危的大熊猫，风餐露宿，她在大山一守就是10年；

　　人类4万个基因中，几经寻觅，她发现了某个精神病相关基因；

　　防止肆虐的禽流感，以坚韧与执著，她领导着中国禽流感疫苗的研制；

　　……

　　她们的共同点是：中国科研领域的顶级高手，女性。近日，由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共同设立的“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给了陈化兰、吕植、曾嵘、李涛、刘芝平，每人奖金10万元人民币。

　　记者专访了这五位都未满40岁的女科学家，话题从禽流感疫苗研制的最新进展，到立于前沿的奥秘，从女性在科研上的性别优劣，到工作中的种种酸甜苦辣……

　　禽流感不会像SARS

　　记者：禽流感是最近全球关注的焦点。陈化兰女士是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主任，也是国内唯一受到国家批准的H5N1型禽流感疫苗研制者，能介绍一下最新进展吗？

　　陈化兰：禽流感病毒天天都在变。从1994年至今，我们已经分离鉴定出我国流行的禽流感病毒200多株。的确有迹象显示，最近的一些H5N1病毒有变得更易于传染给哺乳动物的趋势，比如辽宁黑山的禽流感病毒，经过分析，发现它的PB2基因片段的第627位基因，是一个赖氨酸。以前的研究表明，有这个位点的病毒更容易感染哺乳动物。

　　记者：这正是公众担心的，禽流感会成为像SARS那样的流行性疾病吗？

　　陈化兰：人类对流感已经很有认识。只要筛选出合适的毒株，人用的禽流感疫苗生产流程与流感疫苗的生产并没有两样。所以，我不认为禽流感对人的威胁会像当年的SARS那样严重。

　　记者：不仅仅是陈化兰女士，5位获奖的科学家都可以说是处在中国科研的最前沿，你们是怎么立于潮头的？

　　陈化兰：立于潮头？现在总说要有创新，其实，重要的一点，我认为首先要看研究是否有实际作用。禽流感病毒1918年就发现了，但直到最近八年，东亚禽流感造成1.4亿只禽类和68人死亡，才引起广泛的重视。

　　曾嵘：我的研究领域就是蛋白质组学，2001年《科学》杂志把它列为六大研究热点之一。这个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新热点的领域里怎样理解创新？我觉得关键是要有新的研究发现，要提出新的研究方法。

　　李涛：我希望能找到精神分裂症的相关基因。人体基因有4万多个，你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发现并了解了它，这就是创新。

　　刘芝平：现在普遍有一种误解，认为所谓创新就必须是惊天动地、首创性的事，其实在别人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别人没认清的事，你搞清楚了，也是创新。另外，再高深的学问最后还要回到实际问题中。我的工作是研究食管癌的基因表达谱，属于基础科研，与生产并不直接相关。但我国恶性肿瘤发病人数每年约160万，恶性肿瘤在城市居民的死因中已跃居第一位，这些不可能视而不见。

　　自信与国际水平同步

　　记者：你们的研究都代表了中国在某个领域最高的水平，依你们看，这些领域中国和国际水平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陈化兰：我有这个自信，我们的实验室在禽流感疫苗研究上，是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的。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参观我们的实验室后曾说，首株人用禽流感疫苗或许会在这里诞生。

　　吕植：作为比人类还要古老的物种，大熊猫被称为古生物活化石，但大熊猫也是公认的“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的三难动物。由于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政府重视，中国大熊猫的人工繁殖技术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到11月份，今年人工繁育成活的大熊猫首次突破20只，达到创纪录的21只，是人类开展大熊猫人工繁育试验以来繁殖成活最多的一年。

　　李涛：1996年，我在国际上第一个报道了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相关。在定位与精神分裂症及其相关性状有关的易感基因方面的研究，我们已经得到了国际的承认。

　　刘芝平：近十年来，我们找到了一批在食管癌中起重要作用的基因及基因家族，还找到了一条在癌变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信号传导通路，这对食管癌的预防和早期诊断治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这都是世界领先的。但它们距实际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国内成果转化这一环的平台太薄弱，这应该是一个差距。

　　记者：现在什么都全球化了，我们难道不可以等待使用别人转化的成果吗？

　　陈化兰：就拿禽流感来说，它是没有国界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禽类散养国，禽流感要是控制不住，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自主研究，希望能找到更高效更低廉的疫苗，不用受制于人。自主研究是一个必然、而且紧迫的选择。

　　曾嵘：我现在的研究主攻方向之一是肝癌相关蛋白质动态行为。肝癌是我国的“国病”，这种病基本都表现在亚洲人身上，全世界每年新发现的26万例中42.5%发生在中国，发病率在万分之一左右。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希望押在国外的研究上。

　　政府事无巨细不现实

　　记者：今年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政府支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都在一线工作的科学家，你们如何看待未来创新体制所要面临的变化？

　　曾嵘：上海生科院曾有过人工成功合成牛胰岛素这样辉煌的成就，当时采取的是大兵团作战。在过去的年代，这种方式能达到效率最大化，完成一般企业根本无力完成的项目。但现在我们也在改革，吸引企业与我们共同研发，像安利就与我们开展了好几项合作项目。

　　刘芝平：生物医药方面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创新风险不是中小企业能承担的。国外由企业进行的科研，主要是由一些巨头完成。但我国生物制药刚刚起步，大家都不是很有钱，这决定了照搬外国那套行不通。我觉得市场的路要走，但政府也要管，至于哪方面为主，要由具体行业的发展阶段来决定。

　　陈化兰：中央说得很明确，企业主导的是“技术”创新体系，而不是“科技”创新体系。科学和技术虽密切相关，但各有其内涵、外延及特点。在鼓励创新上，应该将科学和技术区别对待。

　　记者：对你们而言，有哪些外部环境是有待改造的？

　　曾嵘：1995年我刚进入上海生科所的时候，所里连一台做蛋白质分析的质谱仪都没有。直到2000年我们成立蛋白质组研究分析中心时，才买了一台，现在一直在用。可对比国际水平，这样的质谱仪现在都停产了，美国最新的质谱仪每天能分析上万个蛋白质，在这些地方我们还是有距离的。

　　吕植：近两年，我主要参与保护国际中国项目办公室，致力于研究协调政府、市场和科学之间的矛盾。这个过程中我的感触就是，中国太大了，要政府事无巨细一一过问，不现实也不会有好效果。相比国外活跃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

　　李涛：现在科学家的许多精力都花费在科研之外一些琐碎烦心的打交道过程中。要是能形成一条完整的鼓励创新制度链条，从开始的项目审批、激励，一直到最后扶持产品生产、销售，这能使科学家将精力更多投入到科研上。

　　同学在观察时摔下悬崖

　　记者：有人说，创新性研究时刻与失败与风险相伴，如何看待工作中的挫折？

　　吕植：1985年，19岁的我第一次走进秦岭。那是我一生难忘的经历，在那次考察中，我的同学曾周在观察大熊猫时摔下了悬崖。那天我一直在想，他从悬崖上摔下去要多久？最多5秒吧，生命太脆弱了，那一刻，之前所有对未来的浪漫想象刹那间无影无踪。在秦岭做研究的十年间，我被熊猫用石头砸过，遭遇过全副武装的盗猎分子，在深山的观察哨一住就是10个月……那些日子是挺艰难的。

　　李涛：当医生或者老师，是我小时候的理想，后来，顺利地考上了医学院。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很高兴。电影里追着病人满院子跑的情况，我也经历过，但精神病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样危险或奇怪。

　　陈化兰：困难当然会有。我能够做到现在，关键还是研究的方向。禽流感已经逐渐成为人类的一大威胁，这让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到极大的责任，这是很大的动力。

　　记者：这个奖很有意思，青年女科学家奖。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女性科学家特别不容易？

　　陈化兰：对这个奖……说实话，我的疑惑是为什么非要是特殊的女性奖？为什么不能把男性和女性放在一起比较，在科学研究上，最好不要分什么男女吧。

　　曾嵘：现在世界上优秀的女生物科学家越来越多，尤其是基因研究方面。像我的研究，要从刚刚分析出来的上千个蛋白质点中对各种蛋白质进行辨认和差异对比信息，需要极大的耐心、体力和敏感，可能女性在性格上确实有优势。

　　吕植：我看自己反而占了便宜吧。在野外做研究，男同胞总是抢着背我的包，走路让我在中间，因为这是队伍中最安全的位置，最前面的容易遇到猛兽，最后面的容易被蛇袭击。

　　（集成 尤莼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