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京记者 厉苒苒
今天凌晨5时，在苦苦等候十多个小时后，在北京北郊的紫玉山庄度假酒店，本报记者终于见到了“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关键人物翁强。他是550万医药费的主要支付者。
“我这里有大量这事儿尚未公布的证据，正配合专案组调查……当你看到这些证据时，你可能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整整两个小时，翁强滔滔不绝地详细叙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并对之前一些媒体的不实报道作了澄清。
1 关于媒体报道 “我此前只接受过两家中央媒体采访”
身着考究的黑色中山装，言谈举止间有种沉稳的架势——眼前的翁强俨然一个成功商人的模样。然而，止不住的哈欠加上两大块黑眼圈，却让人看出他明显的疲惫。
翁强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肯回答为何能轻易掏出550万元医药费等敏感问题，但他无意中透露，自己“曾在哈尔滨有几十家分公司，现住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
“我已经两宿没合过眼了。”掏出根烟，翁强低头沉默了很久才开腔：“其实从这事件被揭开那天起，我就没好好休息过。”在记者等待的十多个小时里，他正与事件专案组核对部分证据的数字，“有疑点的数据实在太多了”。
在本报记者见到翁强前，已有不少媒体竞相刊出了翁强的专访，但说法不一，让人迷惑。
当记者援引某媒体的报道提问时，立即遭到了翁强的否定。“从事件发生到现在，我只接受过两家媒体采访——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某财经日报和南方一家都市报等所谓的‘独家专访’根本就是捕风捉影……”
之所以不愿接受过多媒体采访，翁强表示，是因为专案组正在对事件进行详细全面的调查，“若我先公布了什么证据，会对查案有影响”。
2 关于住院细节 “父亲病危时医生向我讨演唱会票”
3个银色密码箱打开，里面密密麻麻地堆着几大摞各种各样的收费单据和病理报告。记者粗粗瞄了一眼，看到最上层几张单据上有明显的涂改痕迹，而上面签署的姓名也龙飞凤舞样式不一。“光王雪原的签名，前后就有好几种不同版本，一看就是代签的。”
更奇怪的是，在其中一叠收费单据上，从6月30日、7月1日到7月12日之间的每张单据序列号竟然是相连的。“这也就等于说，哈医大二院在这段时间内除了给我爸治疗，没接收过一个其他病人……你说这可能么？”
除了医疗单据存在大量问题外，翁文辉在治病期间所遭遇的一些情况也让翁强至今忿忿不平。他说，今年5月21日第一次住院前,父亲翁文辉的各项身体检查结果都比较正常，“当时仅是发觉他右腿小腿肚这里有个绿豆大的疙瘩，怕有什么问题，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并不理想，医生要求切片检查，并建议住院观察。翁文辉在家人陪同下，自己独立走进医院，却再也没能走出这扇大门。
住院第二天，翁文辉在医生建议下开始治疗。5月31日下午，翁强见父亲的情况有所稳定，便于4时40分回北京处理点事。可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家人电话，“当时是19时09分。电话里说我爸快不行了。”心急如焚的他赶紧回头，直奔哈尔滨。回到哈尔滨，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弟媳在门口哭哭啼啼地烧纸钱，病房走廊里的两排座椅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医生和护士，而病房里，父亲脸上被盖上了白布。
翁强即刻找到一个曾与自己有一面之交的中医大夫，让他帮忙给已“死亡”的父亲插上呼吸机。不到一小时，翁文辉竟然神奇“复活”——恢复了一切生命体征，“家属自己把病人给救活了，这恐怕在哪儿都是少见的吧。”
也就是从那之后，6月1日起，翁文辉住入了哈医大二院ICU病房。
据翁强介绍，在其父亲住院期间，医院曾向翁强提出过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要求，比如给ICU病房内的医护人员提供一日三餐。而在一次翁父病危时，于玲范竟给他发手机短消息，要求搞到几张演唱会票子……“对于这些我都答应了。”然而令翁强更气愤的是，父亲在ICU医疗过程中“有不下3次，我亲眼看到他们将我爸手脚分开绑在床上，还说这是为了治疗需要——怕病人把喉部插管给拔了……可谁见过有这样对待病人的！”更多时候，翁强在探望父亲时，发现医护人员根本就不在自己岗位上。
3 关于自购药去向 “父亲去世前说，‘我本来是哮喘，怎么搞成这样？’”
在翁父住进ICU病房的67天里，“医院几乎天天管我要钱，还宣称不交钱院方就停止治疗和用药。”可无论翁强交5万、10万、还是2
5万，总是在一两天内又被通知钱已经用光。
更令他感到奇怪的是最后单据上所显示的用药量。根据用药单据，7月5日到8月4日的30天里，输入患者体内的液体总量高达604471毫升，日平均输入血管的液体量高达20149毫升，液体总量在30天内达到1吨，总用血量相当于给一个正常人全身换400次血。而各种所谓的检查也有着惊人的密度，甚至还在账单上出现过敏药“珍怡”的名字。“这是一种生长激素，是肿瘤患者和严重全身感染危重病人禁用的药物，院方在明知我爸是禁忌症患者的情况下，却从6月1日开出了该禁药达11支之多。”
为了父亲的病，翁强几乎有求必应。父亲在ICU病房治疗期间，他根据ICU主任于玲范的通知，在66天内从国外共计买回药品达400多万元，每次都将药品交于ICU主治医生和其他值班医护人员。“所有的药品我都有购买凭证”，而对部分药品ICU也出具了收条。此外，在医生建议下，翁强还自费购买了两台呼吸机、两台医用气泵和一台心电图方面的仪器。
直到父亲去世，翁强始终没能搞清楚，“我买的药究竟去了哪里？”而那些购买的医疗仪器，也随之失踪。“我爸一生清贫，根本不是什么高干，他去世时所有积蓄只有6万元。他平时为人处事非常低调，和外界乱写的根本不同。”
“父亲去世前跟我说，‘我本来是哮喘，现在怎么搞成这样？’”翁强说。
4 关于专家会诊费 “我没有给过任何人一个红包”
对于外界越传越有模有样的“花费1000万元聘请北京专家会诊”，翁强作了详细的解释。
“我敢对天发誓，我根本没给王辰一分钱！”
“什么包机会诊，什么花费30万元甚至1000万元请北京专家出诊，那都是胡说八道！”
翁强告诉记者，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6月1日早上到哈尔滨，6月2日就回北京了。“包机需要一周前定航线，这么紧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包机。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说法真正伤害了有医德的医生。而且，北京医生都不能跨区下医嘱，更别说跨省了。”翁强强调说：“王辰医生只是在技术上提出一些建议，怎么可能指挥哈医大二院治疗？”
而对于不少报纸上曾报道的“20多名北京医学专家前往哈尔滨会诊”一事，翁强说，这其实是自己请来对父亲转院可能性评估的航空医疗救护组织的人。
“他们一共13个人，其中包括部分航空专家和医疗方面的权威，但由于呼吸机无法空运移动，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我没给过任何人一个红包，所有人的费用统共不超过2万元——只是机票和食宿费用，怎么可能有1000万元那么高？”
截至今天上午10时30分记者发稿时，翁强仍在详细解释3大箱证据的内容，并表示还将透露更多不为人知的内幕。本报明天将作追踪报道。
本报驻京记者 厉苒苒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