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亚区域合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10+3”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内容丰富、机制健全的合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以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领导人会议为核心,陆续建立起14个部长级合作机制,合作内容涉及经贸、财金、农林、能源、劳动等18个领域。 其中,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以《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安排为起点的东亚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两方面的合作促进了东亚国家的共同发展,增强了东亚国家的整体意识,扩大了东亚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可以预见,后天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幕的首届东亚峰会上,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金融合作将是会议讨论的两大焦点。
自由贸易区是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区域合作的新形式。中国与东盟10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有许多实际进展。泰国的热带水果、蔬菜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双方计划在20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1059亿美元,提前一年实现了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的目标。2005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597.6亿美元,同比增长25%。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第4大贸易伙伴。日本同新加坡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议。至于中日韩3国,由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町村信孝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牵头的中日韩三方委员会于2004年11月27日通过了《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战略》,该战略表示,三国官方将促进三国研究机构正在进行的关于可能建立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经济影响的联合研究。
《清迈倡议》是东亚金融货币合作的起点。该倡议是1999年11月“10+3”马尼拉峰会通过的《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的成果之一。根据该倡议,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之间以双边意义协议的形式建立了货币互换协议网,向面临短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目前,各成员国在“10+3”框架下先后签署了16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365亿美元。以《清迈倡议》为标志的金融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各国对金融危机惨痛教训的反应。抛开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结构因素不谈,在以美国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热钱”的冲击下,即便是马来西亚乃至于韩国这样经济基本面原本比较良好的国家亦无法抵挡。地区最后贷款人和紧急援助机制的缺失,又使单个国家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迅速放大。因此,东亚各国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形式建立某种形式的地区最后贷款人和紧急援助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与此同时,东亚地区金融货币合作开始向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延伸。2003年6月和2004年12月,“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与国际清算银行(BIS)合作成立的亚洲债券基金一期(ABF1)和二期(ABF2)相继出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自2006年1月1日起亚洲开发银行将发布亚洲货币计价单位(ACU),这是东亚金融合作的大事。众所周知,欧元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欧洲货币计价单位演变而来的。
“10+3”合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国家都把发展本国经济和维护地区稳定作为主要任务;都能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合作。基于本地区多样性的特点,坚持协商一致,照顾各方的舒适度,始终以合作大局为重。同时,有关国家都有灵活务实的开创精神。本着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扎扎实实地以经贸合作为先导,不断拓宽合作渠道,逐步推进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本地区实际和特色的区域合作之路。
“10+3”是东亚迄今最为成功的区域合作实践和模式。这一良好局面,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值得珍惜。继续推进东亚合作必须应具备全球视野和包容心态,继续坚持开放性,从而使“10+3”机制成为东亚地区最富活力和潜力的合作机制。但是,不能不看到有个别国家总是发出不和谐的声音。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领导人自持“与美国的紧密关系”,肆意伤害邻国的国民感情,执意为侵略历史翻案,以至预定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无法如期举行。这无疑为日益发展的东亚合作蒙上阴影,对此要保持警惕。
樊勇明简介
樊勇明,1949年8月出生于上海。197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此后曾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并曾赴日本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深造。
现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日本问题的教学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