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最近受到抨击，有人将其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并且是在传统的否定意义上。其实，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说，龙永图与李鸿章都不能相提并论。时势不同，地位不同，立场、观点、价值观皆有不同。

　　龙氏的主要功绩是参加世贸谈判。15年的谈判，龙氏亲历三分之二，中国走入世界经济大家庭，龙氏功莫大焉。而李鸿章作为大清王朝的一面精神旗帜，几乎以一人之力带动了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走出了自上而下的整体转型第一步。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都与李鸿章有关。

　　对龙氏的怀疑缘于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利益冲撞。当一些失去保护的行业直接与外资对垒，物流、纺织等行业中的本土企业开始抗议开放过度。这一争论随着开放的深入蔓延到金融、保险等行业。今年8月，龙氏提出中国汽车产业“不要为了自主品牌而自主品牌”，争论变得尖锐，“卖国”之说由此而起。

　　虽然龙永图一再强调自己的意思遭人曲解，争论毫无价值，并在多个论坛上重温当初保护汽车行业谈判的艰辛，说“我们的谈判班子在汽车的产业问题上问心无愧”。他甚至举出中国开放市场所换取的技术数据，来证明质疑者所言过枉。但这一切都没能挡住质疑的声浪，这股质疑来势凶猛，上到何光远等政府人士，下到普通民众，一股酝酿已久的情绪找到了宣泄口。

　　同被质疑，遭际不同。龙氏今日所处的地位与李鸿章当年已有本质区别。当李鸿章不得不一次次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四处谈判时，手上没有任何筹码，临终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而每次谈判完毕之后，都有人声称要“食其肉寝其皮”，以雪“心头奇耻大辱”。李鸿章因此脱离体制，孤悬于上，成为一个道德反面人物。

　　而龙氏并非孤军奋战，他不仅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广阔的发言空间，更获得了一批人的同情与认可。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开放才能“亦无风雨亦无晴”地坚持至今。这也说明，龙氏的谈判，代表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打进来之后的被动应对。

　　从对开放的态度上，龙氏与李氏似乎也比较相似。龙氏认为，最大的保护就是开放。温室里培养不出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政府也制造不出来，它们只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按照国际规则在市场搏击中历练而成。要扭转由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局面，中国只有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从被动变为主动，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到主导这一次的经济全球化。不仅如此，龙氏更进一步认为，“任何一个企业，无论他是内资还是外资，都是中国的龙头企业，一个到中国进行投资的外资企业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资，只要他是中国的企业法人，只要他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只要他为我们中国的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只要他为我们中国的政府缴税，他就是本土企业”。

　　当李氏老年周游欧美各国时，面对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提问，他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

　　表面看来，双方在开放方面并无差异，但其实差异很大，或者说实质差异大于表面相似。前者是主动出击、席卷天下式的，后者则是被迫开门、内敛式的：龙氏的观点显然是建立在对世界经济更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的平等交流，而后者显然代表了一种封闭已久的大国被动吸纳之下的心态。

　　其实，后人最应该从李氏身上吸取的教训恐怕是，由于对民资的深刻歧视，李鸿章拒绝了民资开设轮船公司、纺织公司、煤矿的诸多请求，自以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是振兴经济的妙法，既可以举国之力与外资抗争，也可消除官商对立之间的利益矛盾。殊不知事与愿违，民企难兴，国家基石不稳。

　　不过，要吸取这一教训的，恐怕不只是龙氏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