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粗放到集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指导思想早已确立，东部西部在成长的烦恼中，在增长的困局中，也发出了转型的声声呼唤。可是，我们为什么在实践中迟迟看不到它的果敢的作为，听不到它的雄浑的潮声？

　　人们都说经济体制转轨是一场深远的变革。其实，增长方式转型何尝不也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政府、企业、民众等多元利益主体，无不在这革命中经历着利益的调整，经历着这革命中或重或轻、或长或短的转型之痛。为了阵痛之中的变局、契机，为了阵痛过后的复兴、雄起，我们必须去承受，着力去消解。

　　增长方式的转型，难免影响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一如“长三角”。在当年出现“井喷式”增长势头之后，一骑绝尘，领跑中国。谁曾想今年以来首次呈现整体“疲态”。这是一个盘整、换挡、变轨的过程。因此，相关指标的适度回落，是理性化的回归，是变局中的契机，是转型前的蓄力，不必莫名惊诧。问题在于，增长速度的背后，牵连着的是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是真金白银的财政税收。对于那些一再研制优惠政策开挖“投资洼地”追求超速发展、执著于“为官一任，发达一方”政绩观的政府官员，这确是心头难以言喻之痛。增长转型，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环保门槛要加高，外来资本的市场准入要收紧，无疑这将导致一些地方的某种兴业机会、获利途径要放弃，要转移。那些上悖国情、下违民意的投资决策要掂量，要改辙，那些极大浪费资源、超标污染环境的投资项目要退出，要升级。这在那些资源富集、生态又很脆弱和一张白纸、押宝在重化工业发展机会、还在为吃饭财政奔波拼搏的地区，难题分外突出。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去牺牲整体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只是，其中的痛楚也是真切的。经济要转型，还意味着资源价格市场化进程将加快启动。长期以来，政府行政管制扭曲着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刺激着产能过度扩张，造成资源错配，为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和经济粗放型增长的膨胀埋下了祸因。如今，水、电、石油、天然气、土地、煤炭等资源价格改革路线图即将成形。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改革，但它对于普通百姓带来的利益冲击将如何处置？我们无意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借助于海外殖民地低价掠取原料、高价推销产品、肆意转移污染的故事，我们也无法回避现实发展中诸多的转型与增长、眼前与长远、国计与民生关系中的种种“两难”抉择。

　　“怎么办？”这个浸透浓重历史色彩的拷问再一次刺人眼目地悬挂在中国快速前进的行程中。

　　“两难”抉择并非就是无解。首先要舍得放弃。对于那些难于打破资源约束的产业，对于那些饮鸩止渴、以“宁可毒死，不愿穷死”为借口的项目，对于那些一味在“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中转圈的投资，还当有壮士断腕的雄心。其次要把握协调。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也难以逾越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更不能回避贫困地区广大百姓现实的生存和发展的困窘境况。同时，推进自主创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集约化经济增长，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稳定健康持续增长的一条必由之路。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理性地统筹、协调，以渐进推动突破，以增量化解存量，实现经济的良性运行和积极转型。再次要努力超越。跳出相生相克的“两难抉择”，探索经济增长的“第三条道路”，在循环经济的创新中，在产业生态化与污染治理产业化的有机统一中，开拓出新型工业化的广阔天地。科学发展，自当坚守以人为本。推进转型，还应时时留意广大百姓的现实利益。从产业进步看，我们自当努力提高经济的科技贡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端提升，同时也不能忽略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还应正视中国经济的多层次、不平衡发展现状，大力发展依然具有比较优势、具有强劲市场竞争能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知识密集与劳动密集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就业潜力大、准入门槛低的社会服务业。从环境保护看，在生态脆弱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生态而非经济发展的责任的同时，应当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从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改革看，既要使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也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准。能不能顺利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关键还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取向。官员们仍然握有过多的配置经济稀缺资源的权力，仍然具有独立利益主体的谋利冲动。如何通过利益导向机制的建设，去矫正、调节政府行为？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完善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在实践的层面上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的试点改革逐步推开，以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建设服务社会的公共财政，应当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全社会形成共识，做好准备，去勇敢地承受、去努力地化解转型之痛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历史性的跨越，已经悄悄地开始了它坚实的起步。（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