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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第九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10＋3）会议在吉隆坡会议中心举行。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出席会议，共商东亚合作发展大计。会后，各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吉隆坡宣言》。这是宣言签署后，各国领导人手拉手。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准备多时的首届东亚峰会将于12月14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开幕，这是亚洲一体化进程中“分水岭式的事件”。对于这次峰会，国外媒体喜欢分析其背后的种种地缘政治角力和主导权争夺。如果跳出传统的权力争夺的现实主义视角，东亚峰会其实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是亚太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取长补短的客观需求。
峰会召开来之不易
如果回顾冷战后东亚合作的简史，就能从中体会此次峰会的来之不易。1990年12月，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失败后，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提出了成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由于遭到美国的反对，1991年该倡议改成非正式的“东亚经济共策会”，但最终还是流产。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经历，再次使东亚各国痛切体认到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因此就有了日本倡导的“宫泽设想”和“亚洲货币基金设想”。但由于美国再一次消极抵制，日本不再坚持，这些设想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东亚各国的摸索并没有停止。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10+3”（东盟10国加中、日、韩）会议，建立了由领导人会议、部长会晤以及高官磋商等立体对话与合作机制。经过这些年“量变性”的摸索和经验累积，终于在去年11月万象（老挝首都）“10+3”峰会上，与会国家确定召开“质变性”的首届东亚峰会。
东亚峰会的召开有分水岭式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大东亚合作”有望迈入机制化和可操作阶段，对整合有着30亿人口的大东亚市场无疑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当前，东亚区内贸易占东亚国家贸易总额的比重已超过50%，区内投资占到东亚经济体引资总额的2/3，新的区内产业、投资和贸易循环正在形成。另外，因为各国可以在会上讨论共同面对的问题，峰会无疑有利于增信释疑。
三张新面孔：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由于峰会可以演变成例行会议，最初的与会者可能在未来的东亚合作中占有元老级地位，所以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理上不属于东亚的国家也要求与会并最终获准。
印度参与峰会符合其“东看政策”的精神内核。随着亚太地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上升，印度开始将目光转向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同意赋予中国和日本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观察员的地位是印度重视东亚国家的体现。简言之，参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符合印度的大国战略和地区战略。
澳大利亚与会的动力可能来自经济和安全的考虑。作为“地处东方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游走在美国与东亚之间。综观冷战后的澳外交实践，其政策取向受两大因素牵扯：一是加强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融合，以维护自己在亚洲的声音；一是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不管是以美国为主，还是以东亚为主，两者始终在澳大利亚外交中占据头两位。此次澳克服种种困难加入东亚峰会，显现了其割舍不断的亚洲情结。长期宁静富足的南太平洋国家新西兰参与东亚合作，其动力可能在于经贸利益，当然大邻居澳大利亚的参与也对其产生了刺激作用。
东亚合作凸现开放性
作为此次峰会的积极推动者，今年7月，东盟第38届外长会议常委会提出东亚峰会的三建议：每3年举行一次，在东盟成员国举行，由东盟成员国主办。这明显透露出东盟想当峰会“驾驶员”的愿望。东盟的这一愿望得到了其他成员的尊重，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东亚合作并非大国主导，小国的声音同样能得到反映。
引人注目的是，在东亚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没有参加峰会。技术上的原因是美国拒绝签署东盟的《友好合作条约》，以免其先发制人的行动受到掣肘，而签署该条约是东盟提出的与会条件之一。深层原因则在于，美国过于依靠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作为其在东亚存在的依托。考虑到美国的声音已经能够透过其盟国传达到峰会内部，缺席峰会丝毫未损及美国的影响力。美国之所以对峰会感到不安，只能证明其过分在意至尊地位。
东亚合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教授所指，东亚合作是在现有的国家和地区关系架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开放性体现在：其一，允许本地区成员参与多种合作机制；其二，以多种方式吸纳外部成员参与，同时继续进行“10＋3”的主渠道合作，这体现了东亚合作的一种包容性和灵活性。因此，峰会既然接纳澳、新、印等地理上不属于东亚地区的国家，当然也会欢迎美国等其他势力为东亚地区的发展、团结与合作献计献策。（蓝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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