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 厉於敏
本报讯 昨天的热线很压抑,电话一刻不停,拿起听筒,多半听到的是哭声或哽咽,说得最多的话是:“我跟报纸上的那个女孩一样,眼泪止不住流了”、“也不是不想回家,看到别人过年团圆我就特别想自己的孩子”。 快要过年了,对于在我们这座城市工作的部分外来工来说,这真的又是一个年关,昨天,本报第2版《爸爸妈妈,今年我们一起过年吗?》的报道,勾起了很多留守儿童父母的心事。(讲述你身边留守儿童的故事)
每次孩子总问:你们什么时候回家啊?
杨萍是一个三岁男孩的母亲,以前,她给儿子每周打一次电话,但现在一个多月没打了,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杨萍从湖北襄樊到杭州一年多了,一直没有回家看过儿子。每次通电话孩子总问:“妈妈在干吗?爸爸在干吗?你们什么时候回家啊?”夫妻俩原本商量好了,今年大约能节余2000多元,可以接儿子和他奶奶到杭州过年了。但没想到临近年关,爱人的工作刚刚丢了,工资也只拿到一部分。自己在一家私人工作室上班,工资每月也只有六七百,为了节省开支,夫妇俩在丁桥租了个100元的房子,每天骑车一个小时到建国北路这里上班。但就算这样节俭,今年接孩子来杭州的花销也已经腾不出来了。
年年只能骗女儿:“爸爸很快就要回来了”
“我们看了报道都很心酸,大家都想哭”,河南来的李志银说,估计有80%的打工的都面临这个问题。李在转塘那边各个工地上打零工,去年也没有回家,7岁的女儿问他:“你还有几天回家?两三天行吗?”他说:“不行的啊”,“那给你6天”,“也不行”,“那8天”……
甘肃人陈省会没回家过年的时间更长,已经有8年多了。他做厨师但工作并不稳定,“现在客人的口味换得快,做四五个月一般都得换一个地方了,而到了年底,生意又很好,我们就走不开了”,所以直到现在,陈省会除了每月给家里寄200元和自己的开销之外,自己也没什么剩余。年年女儿都会在电话里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但他每次都只能骗她:“爸爸很快就要回来了”。
“妈妈,我得了好多100,你回来看看我吧”
单身母亲邹树惠有个乖巧的女儿,今年5岁,每次打电话都告诉她:“妈妈,我得了好多100分,你回来看看我吧”,但邹树惠5年中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2000年女儿出生100天后就被带回河南,一直由她的姑姑代养。2001年邹的丈夫被判了死刑,但女儿到现在还不知道。中秋节那天邹告诉女儿“妈妈不回来了,妈妈给你带月饼回来吧。”女儿很懂事:“你忙那就让爸爸带月饼回来吧。”
邹树惠说,女儿长得很漂亮,唱歌跳舞样样很不错。去年她回家了一次,临走前被女儿觉察了:“妈妈,你什么时候走?”她说:“明天要走了”,女儿马上找出自己的鞋子、衣服和帽子,装入一个口袋:“妈妈,我要跟你走”,“妈妈要到很远的地方……”,“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邹树惠经常被女儿搞得泪流满面,可是“我实在没办法啊,不出去怎么有钱?”
陈志强因为生意失败被迫到杭州打工,现在给别人跑业务。每个月的两项开支最重要,一个是每周给女儿的电话,一个是买报纸。因为不敢给女儿说自己在外面做什么,女儿就问:“爸爸怎么老是出差啊?是不是跟电视上那个叔叔一样干了坏事坐牢了?”
三年没回家了 和儿子越来越没话可说了
在延安路一家银行做清洁工的曹慧蓉也有三年没回家了,不是不想回去,只是每年的来回路费让她感到为难。
但现在最让她感到忧心的是,自己和10岁的儿子已经越来越没话可说了,每次她都叮嘱差不多的话:“要听爷爷奶奶的话,读书要认真……”,虽然每个星期都要打电话回家,但儿子总是不耐烦,每次开口就问:“什么事?……没事我就挂了”。儿子已经越来越调皮了,70多岁的爷爷奶奶没法管教他,要管教,儿子就跑。“唉……”曹慧蓉在电话里一声长叹,她说她实在没办法了。
曾获下城区十佳青年的他一声叹息 为了女儿我或许会离开这个城市
本报讯 当女儿在电话里越来越沉默的时候,周平华,这个30岁的汽车修理工、杭州下城区2001年度十佳青年开始思考是否该选择放弃。
“为了女儿,我或许会离开这个城市。”他在昨天的来电中说。
慢慢得到这个城市认可的时候 他的女儿也慢慢长大了
1994年,周平华离开家乡湖南常宁市松柏镇双发村,20个小时的车程后,他来到打工的第一站也是惟一一站——杭州。1998年,女儿出世,周平华给她取名周璐,“璐,就是美丽的意思。”
当了爸爸的周平华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城市似乎也向他展示了充满希望的一面。也就在女儿出生这一年,他又找到了新工作——下城区一家汽车厂。他很快成为单位里的技术骨干,拿到了中级技工职称,并因为技术过硬当上了2001年度下城区十佳青年,还上了电视。
当周平华的努力慢慢得到这个城市认可的时候,他的女儿也慢慢长大了。
城市的高生活成本让他力不从心 女儿又被送回了老家
为了弥补被割裂的亲情。2002年初,周平华把女儿和妻子接到杭州住了一年,他把女儿送进了幼儿园,周末陪女儿逛公园,他说自己还曾有过一个雄心勃勃的想法:在杭州安家落户,让女儿和杭州的孩子一样,读书、弹琴、学电脑。
但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很快让他力不从心,“ 光是送女儿读幼儿园,就花了5000元,这几乎相当于我老婆一年的收入。”
2002年底,女儿又被送回了老家。
女儿已经八岁 他只陪她度过两个春节
女儿开始上学了,但令人担心的消息从家乡接踵而至。
女儿的成绩不好。这点让周平华很担心。他将这归结于没人关心孩子的学习:妻子也常在外地打工,家里只有文化程度不高的爷爷奶奶照看着小孙女。
还有就是女儿不喜欢与人交流,老师评价她胆子小、敏感。周的妻子也经常打来电话,说孩子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哭。
孩子成长的环境也是他所担心的。奶奶脾气不好,对孙女有时非常苛责。女儿又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有时甚至作业也不敢在家做。
女儿成了周平华的一块心病。但他似乎又束手无策。他的车修得越来越好,几乎年年在单位的技术比武中获奖。而他在这个城市里形单影只,常常备感失落。“很多时候,我加班加点工作,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忘记烦恼。”但生活往往充满悖论,比如越想忘记,和女儿的电话打得越勤。打得越勤,越让他为女儿担心。比如因为是业务骨干,每年春节,他都要留在杭州值班。女儿已经八岁,他只陪她度过两个春节……
在这个城市学到了技术 但失去了对女儿的爱
最担心的是最近女儿的变化。女儿现在和他通话时话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她在电话里对周平华说:“你回来和伯伯一起杀猪好吗?”周平华问为什么,她说:“哥哥(伯伯的儿子)和我一样,为什么他就可以有爸爸啊?”
周平华说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我这两年收获应该蛮大,见识了城市人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也学到了技术,但我也失去了很多,比如对女儿的爱。”
但眼下,周平华显然最关心的是今年能否回家和女儿一起过年。
他的愿望能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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