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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敦峰
她的病人都是民工，为了开这个民工医院，她变卖家产，甚至借下高利贷。民工来她的医院看病，可以还价，可以不付钱，甚至还会得到她的资助。她计划，投入数百万的这间民营医院，将来所有财产都归国家所有。
赵华琼，58岁的退休女医生，全国第一家民工医院的院长，是什么让她做出了这样超乎常人想象的选择？
倾家“当”产
一跨出典当行的大门，赵华琼止不住泪如雨下。
典当行不肯收她在杭州“山水人家”的那套房子。如果不能在11月1日前凑齐50万还掉银行的贷款，民工医院就没法继续开下去。
这天是10月22日，赵华琼还有9天时间。
在去典当行之前，从来对她百依百顺的儿子发了脾气：“妈妈，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事就一定要做到底，我也一直支持你。你卖掉了我结婚的新房，我同意；你要卖掉我的网吧，我也没意见。现在你又要把自己住的房子卖掉？妈妈，你负不了这么大的责任的，不要再做下去了！”
58岁的赵华琼像受了莫大委屈的孩子，一路哭着回了崇一门诊部。“我只是想，能帮几个穷人就帮几个，他们肯定比我更困难。”
她给自己的哥哥打了个电话。“听到你的电话我就害怕，我的心脏病一半是被你吓出来的！”哥哥说话无遮无拦，“不要再搞下去了。像我们这样，退休在家里看看电视不是很好嘛，为什么要搞得自己倾家荡产呢？”
哥哥说的倾家荡产并不夸张。
2004年底，赵华琼把儿子用来结婚的房子卖了100万，动员儿子搬到丈母娘家；把自己在杭州“山水人家”的一套房子抵押给银行，贷了50万；接着又向亲戚朋友借了50万。赵华琼用这200万在杭州城西的城乡接合部开了医疗门诊部。后来资金不够，她又咬咬牙，向中介机构按3分利借了50万，每个月光利息就1.5万元。
赵华琼如今已经把自己在“山水人家”这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在房产中介挂牌出售了。根据房产中介的说法，这套房子最少能卖到1万元一个平方，但赵华琼只挂了120万元的价格。她显然是急于出手，可是在这个房产交易冷落的时候，即使这样的低价依然少人问津。
“如果能把这套房子卖掉，就能把贷款还清了。”赵华琼说，以后她就打算搬到医院办公室去住，反正她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都守在医院，一年“没几天能看到那套房子里的日出日落”。
施比受快乐
赵华琼出生在宁波的一个医学世家，父母是医生，5个兄弟姐妹也都行医。这个家庭从小就教会她“施比受快乐”的道理。
她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跟母亲出诊的情景，母亲从不会为了诊费同别人计较，家门口的那些五保户，母亲时常会为他们免费看病送药。
很难想象括苍山的七年行医经历对赵华琼的影响。她是1967年从宁波卫校毕业后被分到那里的。那七年，她一个人要负责方圆50公里的医疗卫生工作。她记得，那里的穷人要用一只鸡蛋换一个月的食盐和酱油，为了帮他们省一只鸡蛋，她总要饿着肚子回家，以红薯充饥。
她记得，离开括苍山的时候，全村的人都赶来送她，足足送了30里路。
“穷人没什么东西给你，就会说一声谢谢，但那是无比真诚的。”或许正是为了这样的一声“谢谢”，为穷人看病就此成了她的心愿。
1973年，赵华琼回城，她先在杭州一家鞋厂的医务科工作过。1998年退休后，被请去一家制药公司做医药代表，并一直做到业务经理。正是那几年赚到的钱，让她可以按揭买了几套房子。
但2001年赵华琼决定辞职。“这个行业太黑了，我不能再赚这种钱。”
赵华琼在杭州城西的城乡接合部开了一间小诊所，只请了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为附近的民工看病。
“城乡接合部有着奇特的景象：一边是(开着)奔驰宝马锦衣玉食的富人，一边是连饭都吃不饱的民工，小病拖着，大病等死。”赵华琼就亲眼看到一位发烧40℃还不肯去医院的民工，只是因为没钱。
民工在赵华琼的诊所只能看看小病，得了大病还是没钱去大医院看。一个民工胃出血，赵华琼的诊所医治不了，就给了他2000元，让他去大医院。结果两天后民工便回来了：“大医院也只给挂水，不开刀。”
赵华琼终于下定决心，把诊所扩大，“我能多帮一些就多帮一些吧。”
2004年底，赵华琼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在杭州城西开了500平方米的崇一医疗门诊部，共有9个科室，都是常见病、多发病科室。诊所所有科室都没有对外承包，所有医生都不拿一分钱回扣。
“最穷的民营企业家”
“我们就在医院见吧。您的院长室在哪里？”10月22日，记者在电话里和赵华琼约定见面地点。
“哪里有院长室啊。”赵华琼在电话那头笑笑，“我的办公室就在大门正对面，像门房一样。”
果然一走进崇一医疗门诊部的大门，迎面就是赵华琼的办公室。
“我把办公室放在这里，病人来了就能找到我。”赵华琼指着办公室对面的药房，“如果民工买药的时候觉得价钱贵了，我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听到，就会让护士卖便宜点给他们。”
门诊部有500多平方米营业面积，赵华琼的办公室却只有六七个平方。在摆放了两张办公桌和一排书柜之后，剩下的空间仅够两个人错身而过。
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荣誉证书、民工送来的锦旗，还有赵华琼被中央领导人接见的照片，那是她在北京参加“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表彰会”时的合影。
“优秀不好说，全国最穷的民营企业家肯定是我。”赵华琼笑着说。
所有照片上赵华琼都穿着同一件米黄色的唐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三天里，她穿的都是照片上这件衣服。
那次去北京开会，赵华琼也是坐火车硬座，啃着方便面过去的；别人交了7000元会务费统一安排食宿，赵华琼把材料寄存在会务组，自己找了间30元一天的地下室。
赵华琼的办公室里没装空调，整个门诊部只有口腔科和输液室装了空调。“口腔科和输液室的病人一躺就是很长时间，我们要保证让病人舒适。所有医生的房间都不装空调，为了节约用电，大家就只能忍耐了。”赵华琼说，医院一直没请清洁工，都是下了班后她和工作人员一起打扫卫生。“但是消毒液是一点不少用的，每个月这都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
晚上7：30，赵华琼接受完国务院新闻办的采访，坐在门口的桌上吃医生护士剩下的饭菜。医院的工作餐都是从隔壁饭店定的，每个人4元的标准。菜是烧好之后放在两个大盆里，如果是有10个人吃饭，赵华琼就按8个人定餐，其他人都吃完了，她才吃。
不过，餐厅昨天刚刚通知她，从下个月起不准备给门诊部送餐了，因为利润太少。
可“讨价还价”的医院
“阿姨，刚才那边有个病人说B超只付10块钱。他说是你答应的。”护士拦住正要出诊的赵华琼。医院里的年轻医生和护士都不叫她院长，而是称她“阿姨”。
“行，那就10块吧。”赵华琼随口答应，转过头来小声对记者说，“我也不记得是哪个病人了，反正他们要便宜就便宜点吧。”
小护士微微皱了下眉头，赵华琼也看在眼里。“她们也是为我好，知道医院在亏钱……”
从安徽蚌埠来杭州打工的张传娣是第一次来这里看病，挂了两瓶水，交了20元。“护士说，如果觉得贵，还可以商量再便宜点。”张传娣一脸疑惑，“怎么看病还可以讲价的？”
恐怕中国再没有第二家医院像崇一医疗门诊部一样，看病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就像在菜场买菜一样”。
“病人有多少钱给多少钱，没钱不给也可以。”赵华琼把“降价权”下放给所有医生、护士。“他们想降多少降多少，没有底线，甚至不收钱也可以，都不用跟我说。”
从四川德阳来杭州打工的倪帮勤被一辆农用车撞得颅骨破裂昏迷不醒。他的家人四处凑了2万元，在杭州市二院住了半个月就全部花光，只好回到租的房子里。
回家几天后，倪帮勤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已经一分钱没有了，当时想如果实在不行就拉回老家去。”倪的爱人说。“拉回老家不就是等死么？”倪帮勤的姐夫认识赵华琼，就想着找赵华琼试试看。
赵华琼先是按照医院开的处方给倪帮勤挂了几天水，然后又组织了医生会诊，为他制订治疗方案。倪帮勤的病情渐渐好转，现在已经可以在别人帮助下下床活动了。
“真的要谢谢赵医生，每天都来给他治疗，从来不收一分钱。”倪帮勤的爱人说着说着就红了眼圈，“赵医生现在这么困难，是因为钱都花到了我们这些人身上，可我们也帮不上她什么忙……”
有的民工带的钱不够，说是先欠着，但赵华琼却从来不要他们打欠条。“如果让他们打了欠条，他们下次生病的时候就会想，我还有一张欠条在赵医生那里呢，就不愿再来我这里看病了。”
门诊部临街的墙上写着赵华琼的行医宗旨：低偿、无偿为全社会市民服务；一元钱就可来本门诊看病，挂号、皮试、打针、理疗、诊疗、量血压、试体温全部免费。
在门诊部10月24日的记账单上，有24笔输液费，最贵的70元，大部分是20到30元的；西药费记录39笔，最贵的40元，有4笔只有1元。
崇一门诊部大部分药都比国家定价低30％以上。“医院里30元卖出去的药，进价只有5元，另外25元是给科室、医生拿下去了。我这里所有的医生不许拿一分钱回扣，省下的中间环节都让利给病人。”曾经做过医药销售代表的赵华琼当然了解其中奥妙，崇一所有药品进货都由赵华琼一手负责，药价由她全程控制。
一位病人在药品柜台买止咳药，她拿起一盒润喉片和一盒消炎药，翻来覆去看了看消炎药，又放了下来。护士立即明白怎么回事：“你吃不了这么多，可以拆零买。你的咳嗽是由炎症引起的，吃润喉片没什么用处，我建议你就吃消炎药就可以了。”病人立即转忧为喜，买了几颗消炎药回去。
“如果病人买了贵的药，我们会主动给他推荐便宜的药。同样的化学成分，合资厂生产的要比国产的贵不少。”赵华琼说，对民工来说一两块钱也不是小钱，能省就给他们省点。
门诊部在化验设备和仪器上花了40万，现在每天的收入却不到100元，连化验室医生的工资都不够付。
“不能因为我们是民工医院，就让民工兄弟觉得我们的服务水平就比别人低。但我们尽量不推荐他们去做化验，那样会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实在省不了的化验，我们也尽量少收费，甚至不收费也行。”
赵华琼的桌上有一沓公交车月票，遇到没钱坐车的民工，工作人员就把他们送上公交车。“即使是他们一分钱不付，我们也要笑着把他们送出门，不能让他们有受辱的感觉。”
情理间的窘境
财务把一张收据放在了赵华琼面前。赵华琼苦笑着拿了起来，这是一张1000元罚款单的收据。
10月初一个民工带着5个月大的孩子找到她。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开刀已经用了5万块，当时好像又得了肺炎。民工说，赵医生我实在没办法，我到大医院去不起，我到你这里挂盐水消消炎，坚持坚持，营养一下。
赵华琼起先不肯看，因为门诊部没有请专门的儿科医生，按说不能看儿科。
民工问她，难道民工的孩子就不是人了么？你不给我们看，我们回家就是等死。
赵华琼禁不住民工的请求，就看了。结果这件事被西湖区卫生局检查发现，因为内科医生看儿科属于超出执业范围行医，所以罚了她1000元。
赵华琼为此哭了一场，因为有了这次罚款记录，崇一门诊部很可能就进不了省医保医院的名单。
还有一次一位民工被狗咬伤了，去买了几支狂犬病疫苗。疫苗必须放在冰箱里保存。民工家里没有冰箱，就想放在赵华琼这里，因为防疫站打针要收费，而崇一门诊部打针是免费的。赵华琼一边好心答应了他，一边却提心吊胆：注射疫苗的确不是门诊部的经营范围，如果让卫生局知道了，又要惹麻烦了。
“从法律上来说我确实不对，但你面对民工的苦苦哀求能忍心见死不救么？”赵华琼反问记者，“难道你能跟民工说：给你看病我会被罚款，所以我不能给你看？”
“崇一”生死劫
崇一门诊部成立将近一年时间，亏损了大约30万元。
赵华琼原本有信心维持门诊部的收支平衡，即使在这种“半买半送”的情况下，“正常的利润也有20％，足够维持开销。”
门诊部的房租、水电、人员工资和药品费用大约每个月9万元左右，而每天的收入大约也有3000元，按说收支刚好能够相抵。
但高额的利息压得赵华琼喘不过气来。她借的50万高利贷，每个月要还1.5万元利息；加上50万的银行贷款和亲戚朋友借的50万的利息，一个月还要付掉1万多。
10月18日是赵华琼还利息的最后期限，她从儿子的建设银行信用卡里透支了2000元现金，又从自己的招商银行信用卡里透支了1000元，算下来还是缺50元。最后只好把门诊部5元、10元的营业款都凑起来，才凑足了利息。
可是没过几天，她发现了更大的麻烦。
11月1日银行贷款就要到期了，她必须凑出50万还给银行，才能有资格再从银行贷出款来。“我本以为是12月1日，无意中发现原来记错了，应该是11月1日就要还款。”
赵华琼一下子懵了。要在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里筹满，去哪里借呢？
她去典当行，想把自己那套房子当掉，典当行说你的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了，我们不能收。
她去房产中介，想把房子卖掉还债，可房产市场低迷，一时无法出手。
她去找高利贷，高利贷说借50万可以，一个礼拜的手续费5万，利息另算。朋友把她给拉了回来。
“我不能接受慈善机构的捐款，因为现在这样让利给民工，又不能让他们打欠条，根本没法把账记清楚。”赵华琼说，崇一门诊部已经被列入杭州市医保定点医院，只要能借到一笔资金周转，她就能熬过这个难关。
有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曾放言说借给她200万周转，这事儿还通过媒体报道了出来。可她真去找那位老板时，老板却躲了起来。过了几天头上裹着纱布来到了门诊部，说是前两天出了车祸。门诊部的医生要给他解开纱布看看究竟，他死活不肯。
“现在别人都以为我已经借到200万了，还在到处借钱，是不是要做别的投资。”赵华琼苦笑说，“我哪里要做别的投资啊，我一分钱也没有借到过！”
赵华琼托人去问有无可能借来一些老板手上的闲钱来周转一下。“我最多借半个月，就能从银行贷到钱出来还上了。实在不行我那套房子折50万给你。”赵华琼想开个玩笑，可是没有人能笑得出来。
“能帮一个就帮一个吧，我的困难总比民工要小一些。”走在夕阳下，她挺了挺并不高大的身躯。“我相信我一定能熬过这一关的。”
这是2005年的10月24日，距离偿还银行贷款的最后期限，赵华琼仅有7天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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