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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中，从中国南方开始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肆虐全球，在人们心中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恐惧记忆。两年过去了，那些身染疾患的幸存者们如何呢？近段时间以来，本报记者来到北京郊区三家医院，寻访了这一特殊群体。
2005年年底，就在医学界还在对SARS病毒、激素和股坏死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时，董薇、李铃、刘远和北京几百名SARS后股坏死患者默默承受着身体、感情、家庭的一个又一个变故。
只能成了一个梦想
急诊区的走廊里，董薇小心翼翼地走在脚步匆忙的同事中，天蓝色的护士服一摆一摆地，看起来空荡荡的。董薇很瘦，这和之前接触的SARS后股坏死患者有些不同。这是她12月1日重新开始工作的地方。董薇目前只能上半天班，早8点到11点。为了照顾她，医院还特意加派了同事在这个岗位上。同事总是抢着干，所以大多数时间里，董薇就倚着操作台看着，递个东西盖个章。即便这样，回到家时，董薇还是觉得很累很乏，什么事都不想做，晚上八九点钟就一定要睡觉。再有一个月，就该恢复一天8小时工作了。身体是否吃得消的疑问让董薇开始考虑换岗的事：“急诊的护士哪个走路不快，我能走稳就不错了。”为此，原本计划读护理大专的董薇将专业改为医学信息管理，她希望能留在医院里，“做个图书管理员也行”，这多少也是为日后治疗费用报销问题作考虑。
董薇是2003年4月在医院抢救室被非典病毒感染的。因为住院期间病情较轻，出院后董薇并没有特别留意，直到同事确诊为股坏死，一直以为自己是脱钙的董薇才意识到右腿内侧的疼痛越来越重。结果出来了，右侧股坏死。刚刚对生活恢复希望的董薇再次绝望了，“感染非典那会儿死了也就一了百了。股坏死，就算不拄拐，也是一个残疾人，终身残疾”。这对一个爱玩的姑娘意味着，下了班她不能和同事去逛街、打球、唱歌；她计划中的远足旅行，只能成为一个梦想。
董薇不仅失去了原本绚烂的生活，还失去了她7年的爱情。刚刚确诊股坏死时，董薇就正式向男友提出了分手。董薇告诉男友自己不再是个“正常人”，很可能终身残疾，并把所有可能面临的家庭、生育问题一点一滴地说给他听。男友的态度很坚决，不同意。董薇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好男人，安心地收拾行囊到郊区参加集体治疗。然而没过多久，男友突然提出分手，原因是男友向父母说明原委后，两位老人听说未来儿媳妇是个终身需要被照顾的人，坚决反对。毫无准备的董薇哇地就哭了，她说恨男友太懦弱。
不要忘了我们
听说董薇和男友分手了，年龄相仿的几个病友突然静了下来。“那时董薇的心情很糟，很快就离开了这里，这件事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在董薇曾经治疗的医院病房里，柳眉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不仅为了董薇，一想起这两年的日子，心里就会特别难过，就会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助。
非典痊愈后，柳眉同样没有多想，股坏死在她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上班第三个月，疼痛越来越频繁，柳眉被确诊为双侧股坏死。“那时还没有组织集体治疗，一个人奔波在医院间检查治疗，感觉很失落。”后来有了集体治疗，还有专家会诊，柳眉觉得有了希望。在诊疗中心，柳眉积极配合理疗、按摩、药浴，太阳在病房里投下的影子长了又短，短了又长，病情却没有转机。
几经衡量，柳眉决定奋力抓住在她看来惟一的机会———2005年3月做了植骨手术。术后3个月，医生告诉她恢复得不错，可以弃拐了。这着实让柳眉惊喜了一番。又过了3个月，柳眉被告知，手术的结果并不乐观，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柳眉惊呆了：“这句话对我就是晴天霹雳。”
两年间的起起落落让本就纤细、内向的柳眉更加谨小慎微，对未来有了太多太多的担心。比如工作，哪个单位会养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员工呢。“很多不便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更不是正常人能体会到的，我也是渐渐感受到的。我现在就在担心，如果回到医院工作，一进门的那三四级台阶就成了问题。”
这些担心中，柳眉最没有把握的还是健康状况，她有些焦急，“能不能呼吁一下，帮助我们尽快恢复健康”。还没说完，她又低下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
更沉重的打击
和柳眉相比，大声说话、大声笑的李铃实在不像在这里生活两年的患者。这个冬日的下午，窗外的寒风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好兴致。同学照例来看她，两人偷偷在病房里做起了可乐鸡翅，音乐开得震天响。
李铃是在医院实习期间被感染的，病愈后就乐不可支地去工作，投入新的生活。完全没有预料的李铃拿到“双侧股骨头坏死”的诊断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股坏死对每一个死里逃生的非典患者来说，是更沉重的打击”。面对不懂医的父母，李铃一切都往好里说，可是父亲还是从各方面了解到真实情况，急得病倒了。李铃2005年4月进行植骨手术，手术后半年不能下地，李铃的妈妈从城里赶来照顾她，把患脑血栓的父亲托给了姑姑，家对三个人来说成了一座空房子。
李铃说，自己可以不在乎生活标准下降，但她担心的是自己再没有能力去照顾父母。
慢慢来吧
和这些没有成家的年轻人相比，四十出头的刘远说自己“没有时间”去流泪去绝望，“我有家庭，有女儿，有员工”。12月10日，匆忙结束第一次治疗，刘远收拾好东西等着家人来接，手边是十天治疗的费用清单，除去购买理疗仪的2900多元，各种治疗费4000多元。按院方要求，一个疗程应该是三个月，“这么大一笔费用将来如何报销，还得跟公司再协商”。
刘远是非典治愈两年后，2005年9月，突然感到左腿内侧疼痛的，检查后确诊为双侧骨股头坏死，而且不轻。刘远知道，十天的治疗对于他的病情是没有意义的，但作为主管生产的经理，他丢不下工作。他想忙过年底这一段，春节后再来医院认认真真地治疗。但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离开是否就意味着永远失去，刘远不愿去想。他总是微笑着说，“担心有什么用呢，慢慢来吧！”
年近五十的黄玉芬和刘远在同一所医院就诊，不过她已经住了整整两年。作为黄玉芬的主治医生，蔡大夫理解她的压抑与烦躁，“黄在非典前是单位的骨干，准备提副高，职称英语考试、论文都准备好了，结果非典来了，身体垮了，一切都没了。加上治疗效果缓慢，不少患者情绪失控是很常见的”。黄玉芬说自己，“以前风风火火一个人，现在多愁善感的，看个电视随便有点煽情的就跟着掉眼泪儿”。
两年下来，黄玉芬的身体情况基本恢复了，但她说心理上还会有波动。毕竟“链子断了，珠子落了一地，很多就找不回来了”。
其实，无论是黄玉芬的心理问题、刘远的事业，还是董薇的婚姻，所有问题几乎是非典愈后患者生活的翻版。两年，仅仅是艰难旅程的一小段。
（文中均使用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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