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实习生郑焰/广州、太原报道

　　英语“全民运动”之思

　　考试利益链下的疯狂

　　2005年9月9日10时，上海市福州路英孚教育二楼教室，一位英国老师和30名中国学生卷入了一场名为“‘持续时间最长英语课’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挑战”风暴。

　　在长达72个小时的课时里，师生们只有每隔八小时15分钟的休息时间，坚决不允许睡觉。医务人员随时待命。他们要在三天三夜无眠的状态下，学完原本长达三个月的英文课程——这是一场彻底的疯狂。

　　似乎没有一门学科能像英语那样引起国人如此的狂热。

　　在中国正规的学历教育中，小学三年级开始开设英文课程，及至博士毕业，16年始终如一。另有各类职业培训、公务员考试、职称评定、公费出国留学等场合，英语都是必过关卡。甚至连出租车司机、宾馆服务员和娱乐场所接待人员等等，都有英文要求。

　　英语教与学，就像一场全民运动。

　　考试利益链

　　“英语要考试，所以要学好。”对于为什么学英语，太原市初中生姚琼的回答就这么简洁。

　　在她即将面对的初中升高中考试中，英语是必考重点科目。其后还有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乃至研究生、博士生入学考试。如果姚琼大学毕业以后要出国，还有托福、GRE、雅思等着她；毕业以后参加工作，评职称也要进行英语考试——小姑娘姚琼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英语必考系统。

　　其中影响最深最广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由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全国性教学考试，配合1985年的新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出台。教育部委托“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负责设计、组织、管理与实施。

　　有统计说，2005年大学英语四六级报考人数已达到600万人。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之前，很多高校规定：英语四级不通过，不能拿学士学位；六级不通过，不能拿双学位，也不能拿硕士学位。用人单位招聘，六级证书也往往成为必要条件。

　　复旦大学管理学研究生小邓参加过的英语考试除了国家四六级外，还有托福，GRE，以及上海英语高级口译证书。“这就像种癔症，被一种力量推着，开始是不得不考，后来就欲罢不能。我当然知道就算考了口译证书，我也不能去做翻译。”小邓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据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10月的调查显示，56%的非英语专业在校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英文学习上，另有19%的学生几乎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英文。

　　考试作弊也有了“行业”的味道，四六级考试连续多年泄题。Google中与“英语枪手”相关的检索条目，达33万条之多，代考已成公司化运作，无论买家还是卖家，都能找到符合需要的人。重庆大学学生刘光旭在2005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替考，作弊行为败露后，试图逃跑时摔成重伤不幸致死，成了为英语“殉职”第一人。

　　2005年2月，教育部出台四六级考试改革新规。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澄清：“四六级考试一向采取‘学生自愿报名，学校自愿参加的原则’，无论是教育部还是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从未硬性规定过高校必须参加这项考试，更没有要求过四级考试的成绩要和学位挂钩。”

　　中国农业大学等16所北京高校达成的共识却是——“四级证或四级成绩暂不会与学位证脱钩”。中国农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谭豫之表示，这对各校英语教学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社会很多用人单位仍然把四六级证书作为考核应聘者的硬性标准之一。这也是对毕业生的未来负责。

　　为分得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一杯羹，各类校内、校外辅导班纷纷开办。“英语考试变成了衡量学校成绩的标准，衡量教育官员政绩的标准，主管考试的人得名，有的还可能得利，同时催生育肥了外语培训市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争食300亿元大蛋糕

　　“英语是个名利场，想赚钱而资金又不多的人会盯着这块肥肉！”沪上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小老板周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复旦大学青年英语教师范先生的说法或许最直截了当：“英语培训产业快成为中国最大的无烟工业之一了。”

　　范先生所说的“无烟工业”绝非空穴来风。

　　专家预测，我国英语培训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到2010年我国英语培训的市场总值可望达到300亿元。

　　那么，在已有的150亿元的大蛋糕中，都有哪些人在争食呢？

　　据长期从事英语培训教育的业内人士介绍，目前的英语培训产业主要由四种力量组成：

　　第一种是各大高校延伸出来的英语培训机构，比较传统；

　　第二种是外资教育培训机构，比如英孚教育、华尔街英语等等，他们的目标顾客比较高端；

　　第三种是国内知名民营培训机构，如新东方、新航道、李阳疯狂英语等；

　　第四种是起点很低但数量庞杂的一般民营英语培训机构。

　　其中，外资英语培训机构因为针对高端市场，收费颇高。以华尔街英语为例，该公司的培训模式是将英语分成17级，其中前12级为普通级，后5级是商务级，而每级的收费高达7000多元，连读9个级别的收费则高达36000多元。

　　民营英语培训的成功代表无疑是新东方。这家号称拥有百万学员、留学美国者大半曾到其处培训的英语学校，以收费大众化著称。由于其庞大的学员数量，2004年该公司的收入已达七亿元。

　　除了教学培训，教辅材料也是英语培训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外语出版行业当之无愧的老大外研社为例，其2004年的码样超过11亿元。

　　连性病游医也办“英语班”

　　周文，20世纪90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语言大学的英语专业。为一个在非洲经商的浙江老乡当了几年翻译后，他拿着存下的几十万储蓄，来到北京投入英语培训产业。

　　几年打拼下来， 他对北京的小型英语培训机构的运作模式已颇为熟悉。

　　“无论什么人似乎都能做英语培训，目前的英语培训市场非常混乱。”周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并讲了一个十分荒诞的例子。

　　一个老家在江西专治性病、不孕不育症的游医，自持在农村当过几年赤脚医生，又有高中文凭，在东北无证行医数年。后听其在北京读大学的儿子说现在英语培训市场很火，恰好他儿子也正在周文的英语夏令营做辅导员，这个游医马上意识到，英语培训是一个新的赚钱营生，便招了几个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农村中学退休老教师（也就是后来他对外称之谓的资深权威英语大师）和一个哈萨克斯坦国籍在中国卖唱的乞丐（也就是外教），回到江西省一个地级市开班招生，竟然也拿到了数十万元的年利润。

　　周文将这种连性病游医都在投资英语培训市场的现象，归责于英语培训市场进入门槛太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英语培训市场谁都可以做，最低的门槛可以低到只要能请到懂英语的大学生，拿出几万元启动资金，然后挂着几个故弄玄虚的口号，就可以办英语夏令营甚至培训班。市场整体良莠不齐，急功近利的心态十分严重。”

　　北京新航道学校校长、原新东方学校总裁胡敏对英语培训市场的诸多问题也颇为担忧。

　　这位资深英语培训专家，认为中国的英语培训市场目前存在三大困境：缺乏创新和自主研发教材，一代又一代的老师重复类似的讲义，甚至重复着类似的调侃故事；缺乏懂管理和懂培训的专门人才；政策变化减少了培训机构生存空间。

　　监管漏洞于是出现。上海环亚西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为上海最大的三家英文培训机构之一，在沪上有四家分公司。但从2005年6月开始，由于资金链断裂，这四家分公司陆续倒闭，上千名学员交了培训费却无课可上，拿回培训费的希望渺茫。

　　据北京媒体报道，2004年，北京市有多达200－300家英语培训公司倒闭，学员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9月20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咨询者的身份，向杭州市教育局成教处电话咨询英语培训学校的管理问题。办公室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英语培训学校的开办需要一定的准入标准，可以向区教育局申请办理。这些标准包括流动资金、教室等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多种要求，各个区情况可能有一些不同，但准入资格肯定都是有的。

　　李阳公司曾杰副总经理表示，教育主管部门对英语培训学校的准入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但英语培训“野鸡”公司，拉几个人开班上课，还是很多的。“基本上政府部门也不会去管，也没精力去管。没有准入资格的小公司，只要不引起较大的投诉和举报，不牵扯上执法部门，一般不会被查。”

　　而教育主管部门对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的准入条件主要是针对硬性指标的要求，对教学质量本身还没有具体要求，这方面主要是靠口碑相传。

　　悖论下的尴尬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英语在全民的迅速“普及”，另一方面，在真正需要用英语来提升国家软实力、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些部门，英语人才却面临质量下降和数量短缺的问题。因为，目前市场上教授的英语，目的大都十分功利，主要是为了应付标准化考试。

　　中央级某大新闻机构高级编辑吴先生曾长期驻美国，这两年的一项工作是给该机构招聘英文干部，他说，他看过北外、清华、北大、人大、北京语言学院、广播学院、外交学院、外经贸大学、二外、上外、广外、南京大学、厦门大学、西安外院、浙大、复旦、南开、山东大学等院校大约500名考生的英文卷子，感觉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他举例说，2003年该机构的考卷有一道中翻英的题目，题中有“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会议，“可是我们学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将这个常用的口头语翻译成英文。当年有100份卷子，一共出现了39种译法，翻译对了的只有五人。”他说，有的学生竟然把“中国共产党”翻译成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绝大部分都不知道“党中央”的译法。

　　外交部翻译室顾问王弄笙于1999年在政协《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的提案中说，我国训练有素的翻译人才极为缺乏，特别是高级人才、中翻外人才短缺，需要引起国家的重视并采取解决措施。

　　而某国家级大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中，“对后起国家现代化进程来说，能读外文资料最为重要”，又说“一般学生能读会写，足矣”。

　　吴先生评论说，这说起来非常轻巧，一听就知道是外行说的话。

　　另一种情形需引起注意。据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授的统计，香港一个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用于英文学习的时间在6000小时以上，而英美学生用于外语学习的时间不超过1000小时，也就是说，英美学生可以比香港学生多5000小时用来学习其他知识。同样，研究人员由于要学习英语，就比英美同行少了科研、思考和写作的时间。

　　英语利益集团已经形成？

　　事实上，由于逐利的目标太明显，英语教育在不少地方已经与“促进国家现代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2000年毕业于上海某著名外国语高校的徐某对高校英语培训市场相当熟悉。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依托高校办的英语培训机构，教师来源基本都是高校教师与研究生。有些高校教师嫌收入不高，这便成了赚外快的好机会，胆子大的，干脆是大张旗鼓。”

　　“我读研究生的一个知名外国语高校，除了俄文系不能办培训班之外，其它的所有系都办了。俄文系为了创收，就把场地租借出去，非常壮观。”李明力回忆起2000年他在上海读研的场景时说。

　　“当时因为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不多，系里面还规定学生，要去他们办的培训班上课。谁还管你做研究？老师都在外面上课。”徐某这样回忆自己的研究生时代。

　　“英语培训市场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当然确实提高了学员的英语能力，但这可能还是其次。帮学员们通过GRE、托福、雅思、四六级等考试，求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业才是最现实的。英语培训市场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让无技术、无资本的语言类文科生们，有了一个致富的捷径，英语培训造就了成百上千的百万富翁，数十个的千万富翁，甚至还造就了几个亿万富翁，让数以万计的英语老师有外快赚，给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机会。”周文这样解释分析英语培训市场的赢家。

　　令人震惊的一则消息是，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004度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自1989年以来违规集中各地考试费2.24亿元，未上缴财政专户，并从中坐支相关考试费用等1.9亿元。而职称英语考试每年的报名费、教材、参考书等费用加起来按200元算，400多万报考者，费用就可达数亿。这些费用亦去向不明。

　　徐某分析道，“事实上，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英语利益集团业已形成，就像足球也有自己的利益集团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利益集团包括底层的英语类学生、普通教师、培训公司投资方、英语教育和考试部门的官员、英语类出版社、文化公司等等。要在这个利益集团内混，懂得行规肯定很重要，人际关系很关键。怎么规范这个市场，其实我认为很简单，在民众理性对待英语的前提下，让法规规范性文件代替行规，让法治代替人情人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