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毛启盈

　　年关快到了，“讨薪风暴”，又一次席卷了中华大地。

　　不记得从几时起，每年到这个时候，报社就一次次地接到民工求助电话，也一次次提醒我们冬天到了，而他们却有家不能回，身文分文，露宿野外。

　　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分布在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有9400万人。按这一统计数据计算，全国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人均1000元左右。

　　2003年，44岁的陕西农民孙武胜帮助农民工讨薪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成为“讨薪专家”，从此他比记者还要繁忙地帮助农民工讨薪，最后走上了中央电视台帮王小丫“讨薪”。

　　当孙武胜喘着粗气告诉记者，12月9日夜里西安数百讨薪的农民工包围政府的时候，政府请他出面调解的时候，记者接电话的手在不停地抖动，感受到了一种无限的悲哀。

　　作为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讨薪风暴却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社会现象。而且这样的故事在年年都在各地上演。这到底是谁导演的悲剧？

　　近日，讨薪专家孙武胜再次遇到头痛事情：甘肃省甘谷县300多名民工被恶意拖欠168万元工资。58岁包工头巩红娃有家不敢归，千里从兰州赶到西安请求他提供法律援助。

　　据巩红娃讲，他是甘肃省甘谷县六峰镇石摊村农民。1999年挂靠甘谷县建筑公司，带领300名农民承包了甘肃省公路工程总公司第一分公司柳忠徐公路六标段的大沙沟中桥，小桥，天桥，涵洞等工程，第四分公司兰白公路第六标段的沟槽，忘家沟大桥基础及防护工程。合计金额377余万元。但是，他们只拿到了200万元，还有168万没有着落。

　　因为和该公司打交道已经近30年，所以当时没有签定书面合同。中途只签定了一个小项目的合同，被公司视为无效合同，仅仅这一笔无效款项涉及金额就达134万元。

　　巩红娃还告诉记者，他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专为农民讨工钱的孙武胜，就千里找到了他，并且和有关媒体找到甘肃省交通厅，有关领导积极协商，答复15日之内处理。可是至今没有处理。现在的巩红娃，已经欠银行贷款10多万元，给帮助他干活的农民兄弟也没有办法交代。所以，他现在已经四处奔波救助，希望报社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针对此事，12月9日上午11时，记者电话采访了甘肃省交通厅清欠办公室。一位负责协调此事的不肯透露姓名的先生告诉记者，这是一起影响较大的民工工资事件，由于涉及300名民工，100多万元的资金，甘肃省有关领导高度重视。甘肃省交通厅接到举报后专门派人负责协调处理。由于涉及的金额较大，承包方与施工方民工的分歧较大，所以暂时没有办法继续协调。交通厅希望这300名民工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包工头成了“讨薪专家”

　　孙武胜对记者说：“3年以来，我之所以能够一如既往地为农民工讨薪，是因为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我，那就是农民兄弟对我的信任；而3年来我所做的一切，在农民工讨薪风暴中可能是车水杯薪，但是却为农民工树立了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榜样！”

　　在12月8日至10日，记者每天数次拨打孙武胜办公室的电话，都是显示对方占线。终于打通了接线者却回答：“孙老师正在和一些客人谈话。”

　　12月10日晚22时记者终于和孙武胜约好只谈一个小时。

　　“几天来，西安发生一起特大拖欠民工工资事件，涉及金额140万元。我在现场一直协调到夜里凌晨，才为农民工讨回50多万元……我身旁还有几个从甘肃千里赶来的农民兄弟。他们代表300多名名工，要讨回168万元……　”

　　简单几句寒暄，记者发现孙武胜和昔日的讨工钱“包工头”，已经大不相同，而倒像一个久经法庭“战场”的律师。他滔滔不绝地给记者讲述如何为农民工讨工资、农民工如何避免被欠薪、农民工何时不用再讨薪……这些都是他不断思考的问题。而不变的，是他的热情、纯朴、执着和那口浓重的陕西口音。

　　记者采访孙武胜前夕，这位 “讨薪专家”刚刚接受新华社等全国数家媒体的专访。

　　现在，在孙武胜的维权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待近60人次，其中没有任何法律知识、被一些建筑工地欺诈要占取绝大部分。

　　回忆起10年来的坎坷路，孙武胜感慨万千。

　　“在要不到钱的时候，我也曾有过过激的想法——他们可以绑架我的孩子，我也可以绑架他们的孩子。我甚至想好了怎样去买炸药，怎样去炸大楼。但是，当我想到我的老婆和孩子，我退却了，这样做了钱还是拿不回来。”孙武胜说。

　　1995年3月，孙武胜领着十几个人到西安某建筑公司打工，本应该得到2万多元的工资，最后却连一分钱也没有拿到。从1995年到2000年底，共有9家单位欠他和工程队的工钱8万多元。为了要回这些钱，孙武胜路费花了不少，时间耗费了好几年，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有些单位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压根就不想给。”

　　孙武胜说，几年间，每逢过年过节，只要他回家，就有人到他家里要工钱。无奈，好几个春节孙武胜都是在外流浪。平时回家也是“偷偷地”，天黑之后溜回去，天还不亮又悄悄地“逃出来”。1999年大年三十，3个农民工为了讨要总共2000多元的工资，竟把他12岁的娃儿绑架了。再次见到儿子的那一刻，孙武胜发誓，一定要把别人欠自己的工钱要回来。

　　3年为农民工讨回600万元

　　孙武胜第一次打讨薪官司，是到西安市碑林区法院起诉一家建筑公司。由于经验不足，此案先后进行了4个“回合”。2002年8月，他终于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及利息。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打赢了9场官司，要回了自己的8万多元血汗钱。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休息日，每天晚上12时睡觉，早上5时多起床，整天都是忙忙碌碌，在农民工、包工头、建筑公司、法官之间来回奔波。”

　　孙武胜告诉记者，一年365天，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法庭上度过的。据悉，最忙碌的2004年10月，在22个工作日中，有20天在法庭上度过。“全国各地的农民工都向我咨询，接电话最多时，一个月达到了2508个，平均每天80多个电话。”

　　据武胜保守统计，3年来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打官司300多场，为农民工讨会工钱600多万元。

　　2004年5月以来，孙武胜维权工作室”，挂靠在西安市劳动局和民政局下属的西安天与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目前，孙武胜的工作室有10多个志愿者，都是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每月只有三五百元的生活费，还有当地媒体的几个记者配合讨薪做一些报道。

　　“他们都是大学生，我是初中生，他们反而叫我‘老师’，我感觉十分不好意思。”另外，由于工作室接待农民工是免费服务，所以开支相当大，现在运做资金不足，生活都成了问题。

　　“虽然10余次上了中央电视台，为全国农民说法，和王小丫面对面纵横天下民工，也有幸成为2005年度央视年度法制人物的提名候选人之一。但是，我做的工作对整个国家的农民工来说是车水杯薪，扬汤止沸。”孙武胜很低调地对自己的工作多了评价。

　　他还告诉记者，目前他的处境很尴尬：他不想让个工作室仅仅是个讨薪咨询公司或者讨债公司。而是要成为一个让农民工学法普法的机构。因此，他数次向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上书，请求以立法的形式来保证农民工的工资问题。

　　“我的一次次建议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对我人生的意义的一次次鼓舞。但是我们仍旧没有得到其他用人单位的足够尊重，对待我们好像是对待一般的讨债公司一样。”

　　孙武胜维这样说：“因为我相信政府，所以我人生的目标不仅仅是为农民工讨回几个工钱，更重要的是帮助政府普法，只有农民工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不会再出现讨薪风暴。”

　　孙武胜透露，他曾经到过南京，郑州，兰州，石家庄等城市为当地的农民工现身说法。但是，由于西北地区要讨薪的农民工很多，所以他一直留守西安。他表示适当的时候准备到北京来《财富时报》做客，并考虑在全国一些城市设立“孙武胜维权工作室”，以帮助全国的农民工追讨欠薪。孙武胜的联系电话是(0)13152499185、（029）87806563。

　　讨薪风暴年年来袭不商量

　　打工十年，为农民工讨薪三年，给孙武胜带来的是一笔寻常农民工无法得到的财富。

　　这除了在央视出头露面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积累作为民工的生存经验。他在给记者的一封邮件中，揭开了行业欺骗农民工的种种黑幕。

　　绝大多数地产开发商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就开始动工，靠的是建筑单位垫资或是自己赊欠材料拖欠工程款完成工程。

　　建筑企业却利用拖欠的工资另行承包工程，一些个人承包工程找某个工程单位和一些私营建筑企业，当劳务队完成工程量故意不结算,当劳务队完成工程量之后用法律武器讨要工资时，手中却无结算依据，甚至利用劳务承包合同，用欺诈方法构成合同陷阱欺诈劳务队。

　　这样，会导致建筑企业资金紧张无力支付人工费，甚至少量企业被拖跨。在这种情况下，建筑企业虽然是债主，也是第一受害人。城市就多了一座“烂尾楼”，身无分文的农民工只有在“三角债”之间周旋。

　　所以，工地上时常会发生械斗等流血事件，而一些身无分文的民工只有选择“跳楼秀”甚至铤而走险杀人放火危及社会治安。

　　面对身边的“讨薪风暴”，孙武胜的一份秘密“建议书”被提前公开。记者发现这样的建议事项：政府应以建设单位或建筑公司为农民工设立工资保障金作为工程开工审批的一道手续，在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启动保障金；政府有关部门，应成立专门的机构，为农民工讲解有关法律法规知识，避免遭遇类似拖欠工资事件；希望政府组织专门的人员向一些建设用人单位进行普法教育。

　　民工还有多少“迟到的权利”？

　　事实上，欠薪只是农民工权益问题的一个缩影。真正需要我们反思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贡献何以与其权利形成巨大的反差？

　　据民盟重庆市委一份调查显示，该调查涉及重庆、四川、广东、上海等8个省、直辖市，访问了14731人。接受调查的农民工90%以上没有购买保险；80%以上的企业不赞成给农民工买保险。

　　民工是被医疗保障遗忘的群落。一些地方制定的低保及起码的医疗救助政策，也必定会首先验证常住本地的“绿卡”。由于固有的思维定势或财力所限，当地医疗保障部门不敢说出“只要他居住在……”这样响当当的话来。其实，都是在阳光下劳作，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在祖国大地上挥汗如雨，理应让党和政府关怀的阳光全面普照到这些弱势群体身上。

　　把外来工看作“医疗皮球”踢来踢去的作法，无疑会进一步加重整个社会的医疗“病情”。其实，每一个住在城市高楼下的病人，不管他来自何方，他都是你的病人。我们除了进一步遏制医疗医药费虚高的不正常态势外，应尽快建立一套解决弱势群体就医难的救助体制。

　　外来工参保遭遇体制尴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徐元明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保险比例小的重要原因是体制门槛问题。”徐元明认为，农民工流动性较大，按照目前的保险体制，即使单位和民工都参加社会保险了，也不能从工作的城市带走，这是属于地方统筹。如果带走，就只是农民工自己所交的那一部分。交了钱之后，多年后，带走的还是那么多，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农民工交纳保险的积极性。

　　律师:劳动者报酬权神圣不可侵犯

　　针对民工讨薪风暴，记者于12月11日走访了北京市鑫兴律师事务所马玲律师。

　　马律师分析说，劳动创造社会财富，以法的形式保护社会财富创造者的权益，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它是受到我国法律保护的，是由宪法和劳动法律法规规定和调整的。在我国，工资是劳动者生活的主要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法律从各方面保障了职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甚至新闻媒体，都在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不遗余力。

　　马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看，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的很多规定都涉及到劳动者权益的保障问题，其中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权利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马律师表示认为，应建立追讨欠薪的强制机制。严重的企业欠薪，逼得个别民工采取“跳楼讨薪”的行为，应反思是不是制度上出现了问题。从《破产法》的破产财产优先清偿企业所欠职工工资有关精神看，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重视，高于对国家税收的征收。但在日常管理中，法律规定税务部门有权对欠税企业查询、冻结其银行帐户，对其罚款，甚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等，与此相比，法律对劳动者最基本的获得报酬的权利则保护不力。由此来看，作为弱者的农民工必须有相应的组织来维护他们合法权利，并建立追讨欠薪的强制机制。

　　另外，解决欠薪要让法律硬起来。制止恶意欠薪、维护民工权益还要依靠法律，让法律硬起来。在为民工维权活动中，一个人一个单位的力量是有限的，有的或许可以动员行政权力和舆论监督两种力量，使事态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行政力量和舆论监督毕竟不如法律更具有长效意义。事实证明，只有健全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欠薪问题，只有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才能使清欠工作更扎实有效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