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新民周刊》的报道中，包括禽流感的报道，还有一些揭黑的稿子，这些报道的采访过程中《新民周刊》的难度也是十分高。在这些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压力和阻力您能给我们谈一下吗？

　　丁曦林：应该说做新闻性周刊的投入成本要比做娱乐性周刊、服务类周刊大得多，成本很高。投入多少往往制约着周刊的报道质量和市场运作。我们的“深度调查”确实像您所说的，多是一种揭黑性的报道，以揭露性的报道为主，当然也有正面的调查，这样的采访投入非常大，难度往往也很大。要做好它，关键是我们的记者要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想尽办法挖掘事物本质的东西。2005年我们在上海本地也有好几篇影响很大的舆论监督的报道，一篇是报道一个三甲医院对一个男孩滥用激素导致严重后遗症的事件，另外一篇是揭露上海淮海中路一家著名商厦里面卖二手服装的丑闻。这两篇直接批评上海单位的舆论监督报道，我们都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前面一个封面报道，发表之前有人打招呼，发表之后批评者到处写信告状，想通过行政干预让我们屈服。后来我们坚持在法庭上见，当事人还确实做了原告，告我们，但是当我们记者在法庭拿出充分的调查证据之后，原告不得不主动撤诉。这样的事实也一直在启迪我们，让我们反思，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特别是做一些份量很重的调查报道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他的调查一定要脚踏实地，牢牢掌握准确的事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周刊这么多年，搞了很多批评性调查报道，被人告到法院不少，我们却没有输过一场官司。

　　主持人：《新民周刊》每期编排非常精致，报道也非常精彩。对于《新民周刊》来说，这种精心策划报道是不是报道的常态？

　　丁曦林：《新民周刊》与报纸、电视每天报道的新闻最大的差异实际就在于深度，在于我们是“观点供应”为主。报纸、电视一定程度上是信息大卖场，有各种各样的报道类型。做专题，深入报道重大事件，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必须精心策划、精心编排。这对一个新闻性周刊来说，是一个常态。但是要说“大投入”，还称不上，目前国内的新闻性周刊实际上都存在人力、财力有限的状况，我们只能做到资源尽可能优化配置，使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口上。像2005年做的“越消费越节约”，还有其他调查采访，我们动用了编辑部的很多记者，做了一种“大兵团”式的集体作战，报道用在封面上，当然效果很好。这么多人一起做，我们不是摊大饼一样在平面上做大，而是努力立体化，结构非常清晰，层层递进。在视觉语言上，实际也是要精心编排，尤其是封面专题作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每一期，我们都花了大量的心血。如果资金充沛、人力充足，我们很多报道可以做得更好。

　　主持人：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新民周刊》的基本情况，包括《新民周刊》的发行量、编辑记者的数量，稿子处理的流程。

　　丁曦林：《新民周刊》创刊于1999年1月，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两家报纸《文汇报》、《新民晚报》组建报业集团之后新推的第一个媒体。要说到发行量，实际上问其他的报纸总遍都难免有一些水分，我们也注意到同行当中一些老总可能会说他们的发行量达到20万甚至30万，最好的情况是，等到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公信力强的中介机构发布发行数据，这样的数字才比较准确。《新民周刊》的发行量，目前在全国的同类周刊当中还是名列前茅的，我有这个自信。我们的记者编辑主要分两块，一块在编制内的约有30个人，编制外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些，背靠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这样一个强大的背景，相对来说我们可以动用的内容资源还是非常多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都有我们的特约记者，每周重大选题都可以进行一些环球联线采访。2005年《新民周刊》新推了一个“全球独家采访”的栏目，专门采访海外的专家学者谈论重大新闻，读者评价非常的高。

　　说到工作流程，几乎国内的新闻性周刊大家都差不多。《新民周刊》是每个星期四杂志上市，这样的话倒推，每周二必须截稿，付印。星期一全体采编会议专门议论下一周的选题，大致是这样一个采编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