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产品中心”是上海历时12年后找寻到的新突破口，是上海进行长期权衡的结果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雪湄报道

　　到2010年，上海要建成“东亚地区的人民币产品中心”。12月7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马弘在“中国银行业前景研讨会”上透露。

　　“人民币产品中心”也被业内人士看作是上海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全新表述。

　　“这是上海的突破口，是上海进行长期权衡的结果。”12月12日，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谈儒勇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

　　与人民币共进退

　　谈儒勇曾参与上海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上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制约与对策》的研究。谈儒勇介绍，建设人民币产品中心的思路，其实早在2004年2月就由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确定下来了。

　　“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首先要调整自己的位置，先做本地，再做国际。”谈儒勇分析。

　　据了解，上海为自己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确立的路径是：依托上海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走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发展之路，在中国入世、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下，使上海首先成为投资、交易、人民币金融产品开发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也就是说，一旦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将开始进入突变。而随着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上海自然而然跃居为国际金融中心。

　　“先天”“后天”都不足？

　　早在1992年，上海就确立了目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建文撰文指出，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但遭遇了“先天不足”，还受到“后天约束”。

　　先天不足主要指在中国当前经济体制和发展格局下，中央银行不在上海，四大商业银行的总部不在上海，金融政策的制定部门不在上海，金融活动的监管部门不在上海。四个“不在”，客观上决定了可供上海金融自行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都非常有限。

　　有关专家认为，“先天不足”让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多少有点尴尬：全球500强企业的中国总部有一半以上选择了更接近决策层的北京；全国500强企业的前100强则有将近80家在北京。

　　此外，杨建文还认为，上海金融发展同时遭遇着后天条件不足：1993年和1994年，中国开始以整治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宏观调控，这在客观上对地方金融的发展空间形成了约束。随后，中央为了规避金融风险，要求上海着力建立金融安全区。也就是说，上海不会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创新活动，这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言也是约束。

　　杨建文还表示，虽然十几年的时间，上海建成了证券交易所、外汇交易所、金属交易所、商品交易所、粮油交易所等十大要素市场，但是离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因此，上海要建成人民币产品中心，无论是市场规模、金融机构还是金融产品，都有很大差距。

　　而现在，建设“人民币产品中心”，则是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目标提出12年后，寻找到的又一突破口。

　　让市场来说话

　　而业内不少专家则认为，“人民币产品中心”这个发展定位，对上海而言是得天独厚的。因为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国际通行的金融产品在上海都有进行市场交易的平台。这为上海构建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提供产品交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因此，“人民币产品中心”是上海在对自身条件进行理性认识和对国内国际形势深入分析后做出的。

　　同济大学吴光伟教授认为，由于旅游、外贸、远期交易等因素，目前全球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币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如果中国不尽快建立人民币产品交易国际中心，其他国家就会抓住机会发展相应的金融产品，这将导致人民币向外严重流失。

　　谈儒勇副教授则认为，不但股票、期货、外汇、黄金等市场都集中在上海，今年8月，央行第二总部落户上海，除了决策部门仍留在北京外，与市场操作层面比较接近的部门将多数迁往上海。“中央对上海人民币业务的支持加上上海地处长三角龙头，一直在打造现代服务业，其中就包括金融业，这些都是上海建设人民币产品中心的优势。”谈儒勇说。

　　“既然上海比北京和香港都有不足，就应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谈儒勇认为，能否最终成为人民币产品中心，上海应该抢占先机，最终让市场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