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很多媒体每天都提到了“民生”的概念，《中国之声》是怎样来定义“民生”的，尤其是《新闻纵横》这样的栏目？

　　王晓晖：我觉得《中国之声》自始至终都是在做民生。一个是我对重大信息的传播、对重大信息的解读，这是一个民生，中国现在在转型期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信息来源来得于政府，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些新闻都来自于政府，这些都是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我们对它第一是传播，第二是解读，这是我们《中国之声》独有的。我们能够在广播媒体当中获得第一手的信息，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重点性的，不同于对老百姓日常行为的关注，比如哪块漏电，哪块住房漏水，没有人关注，这是一类，这是关注日常生活，我们这方面是起到了自己的关注民生的角度。

　　第二个环节，现在很多我们地方性的区域也在做，就是纯粹狭义上的民生新闻。刚才我们提到日常周围生活当中对于百姓的模式，对于百姓生活的关注，造成一些具体行为出现，引入政府行为来关注，解决这件事情。

　　第三个，我们刚才谈到的，舆论监督调查性栏目和深度的谈话节目，对国家重大政策的实施、体制的建设、组织机构的缺位，我记得原来有个中央领导说过，只要有一件事情反复出现就说明机制有问题，我们要关注机制或者体制上哪个环节有问题，这才是对民生真正的关心。

　　最后一项，刚才谈到九项方面的内容，还有第十项，就是对突发事件的关注，像松花江污染，像七台河煤矿爆炸，这种事情我们记者都是赶到现场，连续不断的报道。比如说我们的几档节目，在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是围绕着突发事件来做，形成前前后后的关注，无论是松花江也好、七台河也好，都是不断的把新的信息和谈话节目都引入了现场记者的联线以及专家的解读，对新闻事件有密集的关注度，这是《中国之声》都是起到了很好的传统作用。

　　主持人：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我们了解到像CNN这样的，说只要有突发就要立马切断现在的节目，咱们有没有什么机制？

　　王晓晖：有，我们插播的成本也是很低的，只要有信息来，我们口播就出去了，以后可以继续滚动，在固定的时间段我们在新闻密集方面，刚才说到了半个小时或者一个钟头就进入一次新闻，保证了新闻的更新性。在重大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我们随时把节目调整，这个我觉得对广播媒体来说应该是最简单容易做的事情。

　　主持人：现在对于广播来说竞争应该说也是挺激烈的，但是《中国之声》作为中央级的媒体首先有很多独家的优势，您是怎么看待竞争的？

　　王晓晖：竞争现在压力很大，尤其是你们的网络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媒体都在竞争，我觉得对于整个受众来说任何一个媒体针对某一种群体有差异化需求的策略和合理性，比如说广播，我们在很长时间都是处于低估，一个是对广播自身的把握越来越熟练，再一个是对于国家经济的提升，比如说移动人群的增多，包括汽车的发达，为广播增添了新的机会，这种时间段接触咨询的时候我广播就有了介入的空间。

　　我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当一个受众面前摆一个电脑，有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我们永远不奢望第一选择我们，我们要做的，包括《中国之声》的定位是，当他想选择我们的时候，或者说当他在这个时间段只有广播的时候，他要听新闻、听资讯就找我《中国之声》，我的差异管理就做到位了。我只是在广播当中做我提供全国资讯的定位，比如这个人在汽车的时候想听广播听我们《中国之声》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就可以了，我不可能获得所有的人群。比如是电视收视的高峰，我拼命去跟他竞争，这个不是一个合理、科学的竞争策略新，在这方面《中国之声》一直打造的是听新闻找《中国之声》，因为我们有优势。

　　广播里面做音乐门槛很低，做文艺门槛很低，做新闻门槛很高，需要巨大的网络资源，要铺记者站、铺记者，还要懂政策，还要懂得方方面面新闻选择的眼光，我觉得这是新闻很高的起点门槛。

　　我们现在覆盖达不到覆盖全国，广播不像电视、报纸、互联网，可以全部覆盖，广播现在技术条件异地还是存在很大的制约性，比如说河南台很难到北京落地，就是说广播的竞争激烈性没有到这个程度，这样我做新闻有这个优势。再一个，我获得很多的才资源，政府的采访资源，还有国际方面的交流平台，我跟国际积极的合作，我有驻外39个记者站，国内39个记者站。

　　成本很高，一个记者站固定资产几百万，运营费不断的折旧，这个成本很高的，我们自己来做不可能，我们多少年不用国家的支持做这么庞大的网络，就意味着我们不管是区域性的新闻还有国家重大新闻我们都具有自己的优势。区域性的广播媒体选择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闻，我们《中国之声》在这方面就要做足，就像好多音乐台你选择谁，做新闻能够做到一枝独秀，能够给受众提供更多、更好、更齐全的新闻资讯，我这个就可以了。

　　当然，还包括跟别人合作，探讨更好的传播模式。因为将来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媒体的概念越来越小，就是一个信息发布处理，至于说是广播、电视、网络、报纸，就看谁能在发送上占先，我觉得就存在是定位重新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