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农村家庭反映教育负担沉重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是在我国农村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记者采访发现，多数农村家庭反映教育负担沉重，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项主要支出。为了满足孩子的教育消费，其他支出项目只能压缩再压缩。 晚上8点，记者来到山东省潍坊市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随机走进村民余艳真家时，看到她正一个人在灯下吃饭，饭碗里盛的是开水泡饼，桌上有一碗清炒萝卜。44岁的余艳真没上过学，两个儿子却很争气，18岁的大儿子上大学一年级，17岁的小儿子上高中一年级。丈夫在外打工一年能挣3000元，余艳真在家里种地，一年收入2000元，全家年收入5000元。余家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一台黑白电视机也有年头了，唯一显眼的是，墙上贴满了两个孩子大大小小的奖状，这是全家最值得骄傲和展示的东西。

　　余艳真给记者算账说，大儿子今年开学拿走7000多元，其中学费5000多元，生活费1000多元，小儿子上学交了2000多元。多亏七大姑八大姨帮忙，才凑齐了这笔钱。她说，儿子考上大学，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要拿这么多钱，又愁得睡不着觉。农村供孩子上高中、上大学，负担太重了。

　　从余艳真家出来，月亮已爬上树梢。记者又来到同村村民赵秋香家，她家的情况稍好些，两个女儿一个在读初一、一个上小学一年级。她家有2．4亩地，主要种小麦、玉米和花生，还养了几头猪，丈夫在村委会当干部，一年工资3000多元。但农资支出一年也得千把块钱，两个女儿每年杂费、书费也要1000多元。跟人家供孩子上高中、上大学的人家比，自家的困难还差一些。她说，费改税以后，负担确实减轻了。现在负担主要是孩子上学费用。一年积攒两三千元，主要留给孩子上学用。记者看到，赵秋香家的墙上，贴着一排大女儿的三好学生奖状。她说：农民家庭能负担孩子上学就不错了，别的什么也不敢想。

　　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关镇附近的一处农田里，记者看到五六位农民正在收获生姜。听到记者要采访教育问题，鲍庄村一位姓张的39岁农民抢着跟记者算起账。他说孩子今年上初中二年级，一年费用要3500元，这里包括：学杂费200元、书本费300元／学期、取暖费50元、试卷费一年2次、一次30多元、中午饭费100多元／月，等等。全家年收入一大半用在孩子身上。老张说：孩子上初中，使使劲还能应付，上高中如果差1分，就要拿6000元择校费，一年不挣个万儿八千的上不起高中。

　　54岁的王大嫂围着绿围巾，她说自己家在青州，这是回娘家探亲帮忙。她一边割姜一边对记者说，自己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初中毕业如果多拿些钱（择校费）能上学，但是家里拿不出，只好出去打工。16岁的小儿子今年初中毕业，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只能像姐姐一样出去打工了。两个孩子上学时，有时一年吃不上一次肉，只有过年时买点肉包顿饺子。

　　三个城市家庭的三本教育支出账

　　年终岁末，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随机采访了高、中、低三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尽管三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不同，但是教育消费都是家庭支出的主要项目。教育投资，已经成为城乡家庭最重要的一项支出。对于教育投资的巨大预期，成为制约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一个门槛。

　　低保户：希望孩子上得起学

　　在济南繁华的泉城路北侧，有一条古老的芙蓉街。记者在一个狭窄的小院里遇到了47岁的低保户马玉秋。提起上初中二年级的儿子，马玉秋说自己愁得不得了。她给记者算账说，丈夫患心肌梗塞，从工厂病休，一月300多元钱，光吃药都不够，更没法出去找活干；她靠在街上摆摊挣点钱，一个月收入二三百元；另外，全家享受低保金200多元，家庭月收入不足800元。

　　我们家最大的开销是儿子的上学费用，实在负担不起。马玉秋说，儿子初中一年级开学就交了1000多元，初中二年级开学交了700多元，另外，还有班费、卷子费、书费、报纸费、资料费等，一个月最少有一半时间要交钱，今天八元，明天十元，学校要就得交，手里没钱只能找街坊四邻筹借。

　　马玉秋儿子所在的中学位于济南的老城区，班上同学家里吃低保的有一半。马玉秋说：小学收费还可以承担，上初中就觉着困难，明年，儿子考不上高中就不上了，让他早点出去打工也好补贴家里。

　　工薪阶层：不买房子也要让孩子上好点的学校

　　在山东省商业学校读大二的乐雯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工薪家庭里。父亲在一家市级事业单位，月收入2000多元，妈妈在药品企业当仓库保管员，月收入1000元。

　　说起上学的费用，乐雯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小学属于就近入学，没花择校费就上了一所质量不错的学校。上初中时，择校花了4000元。考高中时与自己理想的高中差50分，择校交了2万元。目前，乐雯读大二，大学一年收学费3600元，住宿费500元，学制三年。

　　在乐雯的记忆里，从小学到高中，两笔共2.4万元的择校费几乎是最大的教育支出。为此，妈妈当年分的大房子都没有买，全家至今住在一套仅30多平方米的简易楼房里。46岁的妈妈王女士说，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孩子成绩不是很好，宁愿拿钱也要让孩子上更好一点的学校。上高中拿择校费，也是没办法的事。当时说要交2万元，我的心里打了个颤。2万元不是个小数目。现在社会没学历不行，我们的收入还拿得起，就供吧。她说。王女士说她并不心疼孩子上学花钱，只是担心孩子大学毕业能不能找个好点的工作。

　　高收入家庭：花高价买最优质的教育

　　王群在山东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丈夫是私营业主，家庭年收入几十万元，是城市里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的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在教育方面的花费却已不匪。王群对记者说，我的想法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

　　从上幼儿园起，王群就不断给孩子择校，收费一个高于一个，最后选定的一家民办幼儿园月交费700元，当时是全市最高价。上小学前，王群为孩子考察了两三所学校，最后选定了一所离家很远的重点小学。要找关系不说，还交了1．8万元择校费，在当时也是全市最高价。她说，中小学择校已经不是秘密，很平常。学校教学水平不同，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当然愿意让孩子接受最优质的教育。

　　与校内教育相比，王群对教育的投入还有相当一部分花在了校外。她给记者算账说，女儿从3岁多就开始上各种培训班。这些支出主要有：故事班，400元；美术班，500元；舞蹈班，2010元；琵琶班，2000多元；奥数班，600元；英语培训班，1600元；钢琴班，买琴1．7万元，一小时收费100元，一周一次，刚开始学，还没有算总花费。另外，课外辅导书一年花费几百元。课外培训总花费近万元。王群说，这么算起来，每年教育支出占全家总支出一半以上。就这一个孩子，不敢拿孩子上学的事马虎。多花点钱我们不在乎，只要能让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

　　一个农民家庭的教育账本

　　到了年末，农民陈茂国家的账本上又出现新的赤字，而这些欠款都是为儿子支付教育费用欠下的。与城市居民相比，教育负担对于像陈茂国这样靠种地、打工维生的农民来说，更是不能仅仅用沉重两个字来概括的。

　　日前，记者来到山东省临朐县一个偏远贫穷的村子。推开村民陈茂国家摇摇欲坠的木板门，只见满院的玉米。45岁的陈茂国夫妇俩有三个儿子，分别是21岁、19岁、17岁。提起孩子上学的事，陈茂国叹口气说，大儿子上了一年大学，花了1万多元，上不起，就退学了，前些日子到苏州打工，第一年当学徒没有工资。二儿子今年刚考上大学，开学就交了将近9000元，向亲戚朋友借了3000元，又以家庭的名义向农信社贷了5000元，才把这笔钱凑齐。三儿子上高中一年级，今年开学交了2000多元，其中学杂费1350元，书费、材料费480元，最后交完钱只剩下50元生活费。学校里的菜1．5元一份，经常是好几个同学买一份菜吃，有时就吃点咸菜。

　　平时陈茂国在外面打工，一年可以收入五六千元，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妻子在家养了2头猪，一年下2窝猪崽，能挣1000元。种3亩地，一年收1000多斤小麦、700元，1000多斤玉米、700元，花生400元，毛收入1800元；除去化肥、地膜、农药、浇地等各种费用，净收入不到1000元。全家总收入七八千元，为供孩子上学年年欠债，到目前为止，教育欠款达到2．5万元。

　　陈茂国拿出一个账本，上面记着这些年为供孩子上学所欠的账。他把每一笔欠款都记得清清楚楚，少的200元，多的1000元。陈茂国说，这几年学费越来越贵，2000年，大儿子上高中一年3000元就够了，杂费一学期300元；2002年，二儿子上高中一年4000元；2005年，三儿子上高中一年四五千元，杂费一学期600元，伙食费也贵了。陈茂国说：现在两个孩子上学，一年需要1．5万元。挣的少，花的多，只能等孩子工作以后慢慢还账。没有钱真愁啊！

　　为了供三个孩子上学，陈茂国夫妇现在住的房子还是结婚时盖的3间房，孩子上学后，除添置了一台电视机以外，别的家什什么也没置办。陈妻穿着自己缝的方口布鞋，晚饭就吃辣椒就馒头，生活省得不能再省。陈妻对记者说，现在除了孩子上学，别的什么也顾不过来。平时自己种点菜，腌点咸菜，只有过年才吃肉，孩子从学校回来都舍不得吃顿肉。

　　陈妻说，三个儿子很争气，高中都没拿择校费，已经是花费最少的了。从孩子上学起，全部责任都是自己担，希望政府对我们农民家庭有些资助。二儿子上大学，第一年拿不到助学贷款，只能以我的名义在农信社贷了5000元，一个月利息68元，还款压力很大。

　　教育成本:家庭应承担多少?

　　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政府和家庭应该怎样分担？家庭应该承担多大比例才合理？专家认为，从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特点出发，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义务教育应由政府提供，非义务教育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

　　对于教育消费的支出过大以及预期过高，是造成了我国当前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2005年8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意愿下降，认为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人数占比为37．9％，较上季提高1．6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4．5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城市经济调查队合作，于2005年4月开始，在全国12个省市选取了1万户城镇居民，对2004年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数据统计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负担的程度明显提高。要供养一个本科及以上的学生，要花掉近一半的家庭支出。课题组曾经对1997年－2000年的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进行过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有在校生家庭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2000年有义务教育在校生的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6．9％，而2004年小学和初中的这一比例分别是12％和18％。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院长杜育红教授指出，近年来老百姓承担教育费用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在农村，由于政府行为不到位，农民不得不承受了相当多的教育负担。相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来说，当前学费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可以说，农民教育负担已超过农民在其它方面的负担。如何减轻农民教育负担，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新课题。

　　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提高很快，一项调查显示，多受一年教育个人收入就增长11％，这种现实促使家长都非常迫切地想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而我们作为一个比较穷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又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政府应努力保证每个孩子基本的教育权利，享受基本的教育服务，并且努力做到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减少择校的发生，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教育负担。在此基础上鼓励社会来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满足不同人群的教育需求。(记者张晓晶、赵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