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际惯例看齐　强化扶贫基金瞄准力———

　　本报讯　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方式，今后将得到改变。昨天上午，国务院扶贫办、亚洲开发银行、江西省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隆重举行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启动仪式，使得中国政府扶贫资源将首次向非政府组织开放，国内所有非政府组织也都将因此有机会通过竞标获得政府扶贫资金，去贫困地区开展扶贫项目。而此举就是为了向国际惯例看齐，强化扶贫基金瞄准力，让扶贫基金真正服务于贫困户。

　　只有35.3%的扶贫基金覆盖到贫困户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李小云教授谈道，尽管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任重道远。如果按国际上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计算，世界银行认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约为2.12亿，其中包括了低收入人口和绝对贫困人口。而现行的财政扶贫资金的无偿性质，使地方政府具有获得无偿资金的巨大渴望，同时形成了地方政府为获得无偿资金的博弈行为，导致很多已经摆脱了贫困的非贫困县，依然戴着贫困县的帽子，以获取政府扶贫资金的好处。

　　李小云说，财政扶贫资金在各层次的拨付过程中存在着延迟现象。延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资金的拨付交易层次过多；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层层拨付的制度，使得经手机构在无形中把经手权变成了控制权，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权力资源。这种权力资源具有潜在滞留资金的制度激励，从而诱发获取资金机构和个人的寻租动机，进而产生资金拨付过程中的不合法交易，这也是各地出现了“跑项目、争资金”的制度原因。而跑项目、争资金不管有多么隐蔽，都会增加获得扶贫资金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最终都来自于扶贫资金，极大地降低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延迟现象说明目前保证财政扶贫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的拨付方式缺乏高效率的技术措施，同时也说明目前的行政层层拨付资金的方式本身的低效性与不合理性，需要进行制度改革。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更是给出了一组数字：目前扶贫基金44.5%覆盖了富裕户，而只有35.3%覆盖到贫困户，另有20.2%的扶贫基金也花在了中等户身上，以此说明此次新举措推出的必要。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是一个三赢策略

　　著名学者康晓光教授则在昨天透露：目前在中国大陆，扶贫领域是非政府组织最活跃的领域。参与扶贫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最多，类型最多，而且参与的方式、项目类型也最多，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效果也最为显著。参与扶贫的非政府组织包括海外、官办、注册为企业的、挂靠在其他机构下的，以及未经注册的各种类型。绝大多数又都是自带资金、知识、人力，而政府主要是在权力、人力和其他资源方面提供一定帮助。也有部分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但极为罕见。如福建省扶贫办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小额信贷项目。

　　康晓光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是一个三赢策略，即社会可以提高扶贫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可以实现政策目标，提高资金效率，强化扶贫基金的瞄准力，减少系统腐败；非政府组织可以拓展生存资源，更好地服务社会。而最终最基层的贫困户也会因此受益。”

　　以非政府组织力量来完成扶贫也是一种社会需要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则解释说，以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来提高扶贫的效益，在发达国家已是一条成功的经验，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非赢利、无偿的志愿服务意识。“对来源税收的政府财政扶贫，大众通常并不认可和感谢，而对于完税后的个人捐款的扶贫却会感动。”

　　“因此，以非政府组织力量来完成扶贫也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感动’利于减轻社会心理冲突，创造和谐社会。”

　　向国际惯例看齐　强化扶贫基金瞄准力———

　　本报讯　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方式，今后将得到改变。昨天上午，国务院扶贫办、亚洲开发银行、江西省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隆重举行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启动仪式，使得中国政府扶贫资源将首次向非政府组织开放，国内所有非政府组织也都将因此有机会通过竞标获得政府扶贫资金，去贫困地区开展扶贫项目。而此举就是为了向国际惯例看齐，强化扶贫基金瞄准力，让扶贫基金真正服务于贫困户。

　　只有35.3%的扶贫基金覆盖到贫困户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李小云教授谈道，尽管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任重道远。如果按国际上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计算，世界银行认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约为2.12亿，其中包括了低收入人口和绝对贫困人口。而现行的财政扶贫资金的无偿性质，使地方政府具有获得无偿资金的巨大渴望，同时形成了地方政府为获得无偿资金的博弈行为，导致很多已经摆脱了贫困的非贫困县，依然戴着贫困县的帽子，以获取政府扶贫资金的好处。

　　李小云说，财政扶贫资金在各层次的拨付过程中存在着延迟现象。延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资金的拨付交易层次过多；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层层拨付的制度，使得经手机构在无形中把经手权变成了控制权，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权力资源。这种权力资源具有潜在滞留资金的制度激励，从而诱发获取资金机构和个人的寻租动机，进而产生资金拨付过程中的不合法交易，这也是各地出现了“跑项目、争资金”的制度原因。而跑项目、争资金不管有多么隐蔽，都会增加获得扶贫资金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最终都来自于扶贫资金，极大地降低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延迟现象说明目前保证财政扶贫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的拨付方式缺乏高效率的技术措施，同时也说明目前的行政层层拨付资金的方式本身的低效性与不合理性，需要进行制度改革。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更是给出了一组数字：目前扶贫基金44.5%覆盖了富裕户，而只有35.3%覆盖到贫困户，另有20.2%的扶贫基金也花在了中等户身上，以此说明此次新举措推出的必要。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是一个三赢策略

　　著名学者康晓光教授则在昨天透露：目前在中国大陆，扶贫领域是非政府组织最活跃的领域。参与扶贫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最多，类型最多，而且参与的方式、项目类型也最多，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效果也最为显著。参与扶贫的非政府组织包括海外、官办、注册为企业的、挂靠在其他机构下的，以及未经注册的各种类型。绝大多数又都是自带资金、知识、人力，而政府主要是在权力、人力和其他资源方面提供一定帮助。也有部分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但极为罕见。如福建省扶贫办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小额信贷项目。

　　康晓光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是一个三赢策略，即社会可以提高扶贫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可以实现政策目标，提高资金效率，强化扶贫基金的瞄准力，减少系统腐败；非政府组织可以拓展生存资源，更好地服务社会。而最终最基层的贫困户也会因此受益。”

　　以非政府组织力量来完成扶贫也是一种社会需要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则解释说，以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来提高扶贫的效益，在发达国家已是一条成功的经验，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非赢利、无偿的志愿服务意识。“对来源税收的政府财政扶贫，大众通常并不认可和感谢，而对于完税后的个人捐款的扶贫却会感动。”

　　“因此，以非政府组织力量来完成扶贫也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感动’利于减轻社会心理冲突，创造和谐社会。”

　　选择非政府组织有一套严格程序

　　昨天启动仪式后，中国扶贫基金会还举行了非政府组织招标说明会，向全社会公开招标选择2至3家非政府组织实施首批试点村的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在2006年6月份，中国扶贫基金会还将组织第二批非政府组织招标活动，届时非政府组织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本项目中来。据了解，为做好对非政府组织的招标选择工作，保证所选择的非政府组织的质量，中国扶贫基金会专门成立了一个16人的评审委员会。委员分别为主办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代表。在对中标的非政府组织的选择上也有一套严格的程序。

　　作为试点项目的实施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将负责项目试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给参与试点实施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能力建设。此外，中国扶贫基金会还将为此项目提供相当于10万美元的无偿投入和1000万元的初期启动运作资金。

　　该项目因涉及目前国内扶贫资金管理体制的改变和非政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两个关键且比较敏感的领域，所以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扶贫领域和非政府组织行业的广泛关注，一些国际组织也正在考虑与地方非政府组织合作来参与此次投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