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新民晚报》做过很多有分量的报道，包括四川猪链球菌疫情的调查、深圳天价医疗事件等等，应该说这样的报道投入也是非常大的，难度也非常高，是不是也遇到了很大的压力还有阻力？

　　陈保平：应该是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媒体这两年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上应该相对以前说还是进一步开放的，我们今年这么多煤矿的事件没有一起是没有充分的报道，你指的突发事件，包括一些禽流感的疫情，或者是像我们上海前两天白色快餐饭盒几十万个违规的事件，我觉得第一还是和老百姓一切身的利益相关的，包括煤矿爆炸那个、松花江的污染，这些事件应该说直接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同时对我们本身也是有启示的。

　　比如说污染的事件，上海也是一个化工的重要城市，虽然看上去是报道了一个外地的事件，实际上对我们上海这样一个大的城市也是一方面要发展化工企业，一方面化工对环境的污染也会带来一些危害，所以我觉得这些报道应该是一方面是政策也给了我们一定的空间，一方面当然他们也是感到这些报道本身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有关了。

　　主持人：在今年“神六”报道中，文新集团出了两个号外，我也了解到《新民晚报》在神六的报道中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你们当时有多少记者和编辑投入到这个报道中？

　　陈保平：像这种比较大的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事先都会做比较仔细的策划，而且各个部门的团队会有一个新的整合，就是组成一个突击的项目，报道组，大家有一些分工，有些我们是直接受到上海航天部的邀请，在我们第一线到卫星发射中心的记者，也有在后方采访航天研制中心的一些专家，然后有一些民众对这方面反应记者的采访，组成几个板块来设计我们的版面。

　　我觉得确实从报纸来说，主要一个是加强事先的策划，另外是重点团队新的组合，然后能够做出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报纸，像两位宇航员的家庭，因为一个在上海昆山，比较近一点，我们早就准备了，还没有确定宇航员了，我们就仔细分析了哪两个宇航员会上天，聂海胜，当时我们就确定他上天的指挥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还没有确定之前我们就到他的家庭采访，到他的学校采访他的同学和老师。然后把和老百姓相关的内容能够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