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NGO不需要通过多层级 直接到底
主持人：NGO选定了，招标也有人中标了，之后怎么监管这些NGO在这个项目上的实施？
康晓光：中国扶贫基金会底下设一个办公室，办公室的职责一方面是招标，另一方面负责按照合同把款拨给中标的NGO分期分批拨给它们，同时制订详细的财务管理规则来监督实施。 本身这个项目总的设计中有一个培训公司专门对中标的NGO提供很系统的培训，同时对合作的地方政府也进行培训，双方都进行培训，提供技术支持。下面还有一个监测小组，独立于扶贫基金会，多重措施包括地方政府也要监控，过去我的钱我用，现在给你用了，你用的到底怎么样也要监控，包括国务院扶贫办的监控。现在的监控比以前多得多了，监督的主体相当广泛。
主持人：以前NGO涉及到扶贫领域的多吗？
康晓光：非常多。因为扶贫既是NGO关注的一个领域，也是政府关注的领域。双方一拍即合，政府非常重视扶贫，领域又大，政府一家子也做不完，希望上大家帮帮忙。中国NGO最活跃的领域第一个就是扶贫，第二个就是环保。
主持人：这个项目政府在监管，扶贫基金会是不是也在监管？
何道峰：政府交给扶贫基金会，政府监管扶贫基金会，我们交给下面的NGO，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监管，所有东西都是合同管理，都透明化。现在政府在使用钱是一级一级往下拨，相当于有一个帐户往下拨钱，很多钱拨到下面那一层去，到底层你取出来的钱不知道是哪里来的。NGO不是这样的管理，不需要通过这么多层级，直接到底。
主持人：招标过程中有没有考虑到竞争？
何道峰：我们去年同时做了一个世界银行的市场发展项目，我们一共招标50家NGO，如果你的项目很有创意就给你钱，也是扶贫基金会操作的。报名的有一千多家，你说是不是恶性竞争？也是。一千家里面最后杀上来一百家，让一百家演示项目，然后再刷掉50家，剩下50家。只要有规则就没有什么关系，规则是公开透明的。
康晓光：竞争很激烈。
何道峰：我们的评委设置有十几个，基金会只有三个人参加，评标委员会的主席是康教授，80％以上的评委都不是基金会的人，都是北京各个NGO里面代表性的专家做评委。
康晓光：亚洲开发银行有代表。
主持人：有没有对NGO制订一些行为规范或者实施规范性的东西？
何道峰：有。首先是关于财务管理的制度，制度怎么管有一定的规范，不管谁招标，要服从我的财务管理。第二个是性能管理，要接受我的管理。第三个，根据我这个项目要做设计，比如到村里面要做哪个村民参与，让村里的老百姓参与项目的设计，发表意见，不是你自己去订这个事。你要做出怎么参与，怎么执行这个项目的一套东西来。我们评委要从专业人士角度来看，你做的离谱不离谱，你做的水平高不高，是不是很务实。然后看你以前做过的经验，调查原来做的项目怎么样，这是你要做的。你做完之后，通过投标评标选上你的机构做这件事情，我们准备合同，把这些事情全部用合同约定下来。约定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我就警告你找你谈，我是监督机构。如果出了大事故，我就新闻曝光了，甚至起诉你，从合同的角度起诉你。这跟政府无关，政府管它的下级，不是合约管理而是行政管理。
我们这个是市场行为，招你来权责利讲得清清楚楚，合同订下来也是清清楚楚，如果不履行合约毁了我的生意，我不能答应。我靠我的声誉活着，你毁坏我的声誉，我当然收拾你。跟两个企业行为一样，是市场行为。机制上、体制上、设置上有很大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变化。
主持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扶贫工作当中来，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何道峰：80年代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比较少，当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发挥余热，老同志退下来的余热捐点钱来参加，跟今天成熟的非政府组织比有很大的差距。今天的非政府组织知道做项目，不能说什么都做，必须有企业的方向，组织的方向，我要有我的战略，我是做孤儿还是做儿童还是做妇女，我要有明确的对象。我们要有自己的产品形象，我要做一个项目，需要有严格的设计，设计帮助哪些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我从哪个地方筹钱，国际大公司可口可乐可能资助教育，百事可乐可能不资助教育。有些人关注艾滋病，有些人关注残疾人，关注的点不一样，要做推销把我的产品卖给我的客户，卖给对我感兴趣有善心的人士，有这些专业的想法。
当时搞扶贫，这是一个泛的概念。我们99年扶贫基金会提出一个概念从泛扶贫向项目扶贫转变。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