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大高官出面为民工抱不平，无疑令人感动和欣慰。实际上，就王建民事件，黑龙江有关方面已有一连串的行动：21日，齐齐哈尔驻京办就以政府名义要求同仁医院解决，随后，黑龙江省农委更是指派专人前往北京交涉……

　　从市政府驻京办，到省政府部门，再到省人大，一名普通农民工的死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关注，无论如何是一个好现象。比照之下，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此事上不见身影的失语状态，格外地发人深省———同仁医院就在北京，与其劳动黑龙江有关部门千里迢迢交涉催促、隔山打牛地监督，当地有关部门何不就地解决呢？

　　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此前发生的更为轰动的“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事件”上，不难发现，此种内冷外热的“监管”现象，并非北京“独擅”，黑龙江恰恰也有此表现———500万医疗费，在患者家属100多封举报信，导致中纪委、卫生部出面调查之前，当地有关部门的监管何曾在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医疗收费混乱的哈医大二院，是否会被当地管理部门严厉追究并“挥泪斩马谡”？同是恶性的医疗事件，一旦涉及本地，监管路数就天壤悬殊，怎不令人感叹。

　　无论王建民事件还是天价医疗费事件，之所以形成上述内外有别、隔山打牛式的医疗监管困局，根由无非“利益”二字。根据目前的医疗管理体制，政府与公立医院之间还是一种依附性的行政隶属关系，而不是真正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监管关系，这意味着，卫生局虽为公共服务部门，但同时也是国有医院的“婆婆”，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这种背景下，医政职能不分、错位便不可避免，卫生主管部门容易站在医疗机构、部门利益的立场，而不是维护社会公众的立场。正是受制于这种利益化行政格局，该公益的没真正公益、该市场的又无法充分市场的医疗乱象，才会如此层出不穷、怨声载道。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