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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接受本报专访，点评2005中国外交四大问题
访谈动机
2005年即将结束。此时此刻，盘点一年来的中国外交，我们会发现，这一年，更多的国家和他们的民众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或冷静观察，或啧啧赞叹，或疑惑，或期待。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许多国际场合，不断地向世界阐释一句话，那就是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在这样一个时刻，相信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更多注视着中国的人们，希望能够解答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新的大国在成长，这一年的外交是否也已经具备了大国外交所必备的气魄和智慧？那些重要的筹划和布局是否符合提升这个新大国地位的要求？中国与外部世界能否最终完成合作发展的过程？
总体评价
2005年，中国外交在四个方面做得有声有色。
新京报：今年的中国外交有很多大动作，你怎么评价这一年来的中国外交？
吴建民：今年的中国外交搞得有声有色。中国外交有四大块，一个是周边国家关系，一个是大国关系，一个是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还有多边外交。
今年中国与周边的国家关系十分成功，除了与日本关系出现了困难，地区合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10+3领导人在吉隆坡发表宣言，一致同意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件事情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全球化进程当中，在地区集团化方面，亚洲一直滞后，而现在亚洲正在赶上，这是好事情。这件事情能够做成，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这也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向着深广的方向发展。
在周边关系上，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朝核六方会谈，它达成了一个共同声明。谈四轮了，第一次形成一个共同文件，很不容易。中国作为东道主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过去的文件都是秘书处的文件，而这一次共同声明出来之前，武大伟副部长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召集大家来，以他的名义提出一个文件，这里不必讨论，大家回去各自请示首脑和政府，这说明中国对其中的火候把握得比较好。最后基本上通过了，只是稍微做了一些修改。
新京报：在其他方面呢？
吴建民：在大国关系方面，中美关系很引人注目，布什总统今年第三次访问中国，是美国任内总统访问中国最多的，他今年与胡锦涛主席五次见面。两国关系虽然有摩擦，但总体上在往前走。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把中国作为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提法本身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提升。过去他们不这样看。对“利益相关者”，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这就相当于我们六个人坐在一辆车上，有一种同舟共济的味道了。当然美国人依然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重视中美关系，并在有意识地提升它。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也都在大踏步地前进。
今年中国领导人访问了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东、拉美以及非洲国家的关系都非常重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在上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需求也在上升。
另外今年也可谓中国的多边外交年，除了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活动较引人注目，还有APEC、上海合作组织，以及10+3、10+1、二十国的部长会议也在中国举行。对联合国改革这个热门话题，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看法，国际社会反应还不错。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形成自己的战略筹划和布局。你觉得中国外交有一个整体的布局吗？
吴建民：中国的外交有一个整体的布局，就是为了争取和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所以中国外交讲几块，对各块的工作都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这些都说明它有一个总体上的战略考虑。战略的方针也确定了，总体方针是小平同志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新京报：是不是在“有所作为”方面，今年中国外交表现得更突出了？
吴建民：“有所作为”是根据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一个是中国人能够做的事情，一个是外部世界期待做的事情，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我觉得有所作为就是条件具备的时候，中国人发挥了出来，六方会谈就是个例子。
同时应该看到，中国还处在崛起的初期阶段，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比起我们要走的路程来讲，我们才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韬光养晦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去年温家宝总理曾在中国使节会议上讲到，韬光养晦的方针至少还要管一百年。
和平发展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威胁任何人。
新京报：12月12日，日本最大的在野党党首前原诚司在外交学院演讲时，再次提到了中国威胁论，他说：“中国推进军事现代化……有人担心，中国构成了军事威胁。”来中国之前，前原诚司访问美国时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市场？
吴建民：原因有多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实力在增长，这是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新事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直在走下坡路。
第二个原因是这个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依然有成见。他们认为当时苏联强大了就要扩张，你中国强大了也会，这是一种简单的推论。第三种，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在给对方的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其利益带来一定冲击，比如我们出口的产品比较多，不少商品竞争力较强，发展中国家就有担心，怕把他们的饭碗抢跑了。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人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因为现在世界经济正面临产业结构大调整，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不是中国人带来的，中国人参加到了这个潮流里面来。我对外国人讲，由于全球化，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工人下岗了。全球化冲击大家，你冲击我，我来调整和适应，冲击到你的时候，你也要适应新的情况。我对法国人讲，你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没法跟中国竞争，因为你们工人的工资是中国人的20倍。
所以说对这一点，需要我们多做工作，因为历史上的大国起来后都会扩张，人们对大国的崛起总是会起疑心。但是要相信，通过更多做工作，我们可以争取世界上更多人的理解。
新京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6月份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安全会议上也谈到了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威胁。你觉得双方战略的互信怎么才能确立？
吴建民：互信的建立需要一个相互坚持和努力的过程。今年11月份我们与美国人有一个对话，是学界之间的战略对话，美国来了一些著名的学者，有芮效俭、沈大伟。中美关系在发展，我们就提出来，我们要关注美国的利益，但要发展关系，需要关注对方利益，美方是不是也需要关注中国的利益？你们是不是需要支持中国的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支持中国的统一呢？你们以前只提支持强大的中国、繁荣的中国，但为什么不能支持统一的中国？我们就这样提出来，他们也在考虑。
因此说，美国要改变当前的一些考虑，是需要中国做工作的。这个工作是什么？我觉得就是逐渐壮大双方的共同利益，这样就会制约那种对华敌对的趋势。
新京报：可不可以说，中国的发展让世界得到了好处，而不是威胁？
吴建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最突出特点，是与世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我喜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衡量一个国家同外部世界合作的程度，一个直接的指标便是外国直接投资。我比较了一下，1980年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是10亿美元，在日本的总量是33亿美元，在韩国的总量是13亿美元；到了2004年，中国FDI到了5600亿美元，在日本只有960亿美元，在韩国只有560亿美元。再举一个例子，2004年，美国是世界上超级大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28%到29%。美国去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5.7%，而去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3.6%，但是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的7倍。这说明中国的发展让大家都得到了好处，威胁论是没有根据的。
新京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文化都不会威胁他人。
吴建民：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需要跟外部进行合作，没有跟外部世界的合作，中国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按照这个逻辑往前推，中国越发展，跟外部世界依存度越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威胁你什么？还有，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里面都有国防现代化的内容，这个世界还很不安宁，中国需要有自卫的力量，为什么不允许中国人有？这一点也需要讲清楚。
在文化上，中国的领先不是一二百年，起码一千五百年，我们却没有欺负世界。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当时中国的舰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国当时享有经济优势、军事优势、科技优势和文化优势，那么强大我们都没有去征服世界，我们今天更不会。这种文化上的东西，我跟欧洲人讲这个，欧洲人懂，美国人不大懂，他们说六百年前的事情跟今天有什么关系？我跟他们讲，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中国那么强大不去侵略人家，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新京报：胡锦涛和温家宝今年的出访，均向世界宣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向世界阐释将走一条全新的道路，国新办已为此出台了白皮书。与以前曾经出现的崛起相比，你觉得新在哪里？
吴建民：第一，它是跟全球化相结合，而不是与全球化相分离的。当年苏联的崛起是跟全球化相分离的，我们的发展方式不是这样。第二，我们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跟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道路是不同的，它们历经几个世纪的工业化造成了大量的破坏和危害。第三，他们有大量的海外移民，掠夺殖民地。欧洲当时两亿人，工业化中海外移民就六千万，中国的十三亿人口能移到哪里去？
中日关系
目前中日关系虽然存在困难，但我们有信心。
新京报：中日关系很长时期以来，似乎处于低谷状态，你怎么看待这种局面？
吴建民：中日两国建交33年，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走入新世纪，中日关系为什么出现了困难？这是历史形成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面临的局面是，日本蒸蒸日上，中国江河日下，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情况发生变化，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长期停滞，中国经济则大踏步前进。1991年日本经济总量是中国的8倍，2004年只是中国的两倍多一点。这种局面使得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它历史上对我们做过坏事，中国人会不会报复？所以，它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上升。
再加上小泉在大选的时候提出要参拜靖国神社，悼念战争中阵亡的人，这就慢慢形成了一种很不好处理的局面，一些支持他的人就觉得，中国人说不让去就不去了吗，中国人为什么干涉我们？民族主义的上升使得日本国内一些人为小泉参拜叫好。为什么会叫好？
因为战争在欧洲结束的方式跟在亚洲结束的方式不一样。
在欧洲，盟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战犯和纳粹主义得到清算；亚洲则不然，两个原子弹投在了日本，日本投降并保留了天皇，日本左翼力量上升，美国人很紧张，并且为了对付中国和苏联，对日本军国主义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像战犯岸信介都当了日本的首相。六十年过去了，日本一些老百姓对过去的事情不了解，这就使民族主义的抬头有一定的土壤和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形成的。凡是历史形成的，解决起来都需要时间。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但要马上解决掉，不可能。
新京报：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究竟怎样？
吴建民：日本右翼对日本政坛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要区分，日本右翼势力不等于全体日本人民，不能因为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就反对所有日本人。对中日关系，我们还是要有信心，从长远来看，中日世代友好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胡锦涛主席说，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新京报：对日本来说，是不是面临着在中美之间做战略选择的问题？
吴建民：日本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战略选择，这个说法是要打问号的。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同样有独立的价值。当然现在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希望加强美日联盟来对付中国，但因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中日的共同利益都在发展，你到底选择谁呢？
在冷战结束前，苏联对中国和日本都是威胁，中日接近有共同的基础是对付苏联的威胁。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消失了，但两国合作的新的基础正在出现，体现在经贸领域、建立东亚共同体，以及保持地区稳定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都在发展，按照胡锦涛的说法，双方在各个领域要增加来往，增进相互了解，发展共同利益。从长远看，这个方针依然是正确的。
新京报：中日关系掺入的感情因素，会不会影响关系的处理？
吴建民：是的。我觉得中国人在走进新世纪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冷静和理性。中国现在的发展势头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所没有过的，为了保持这种势头，需要好的外部环境，中日关系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还要做工作，我们要有信心。
新京报：有人认为，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来说，可能会恃强凌弱。
吴建民：不能这样认为。任何民族，哪怕一个小孩，你对他强硬，行吗？把一个民族这么来看，具有相当的煽动性，但我认为是一种误导。发展共同利益，寄希望于人民才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方向。
中欧关系
中美、中欧关系都有各自独立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双方的共同利益
新京报：在大国关系中，相对于与美国的关系，人们对中欧关系更加乐观。
中国领导人相继访问欧洲，反映了中国对中欧关系的重视。根据你在欧洲丰富的外交实践，中欧关系的着力点有哪些？
吴建民：中欧关系发展有三个优势：第一，政治上大家都支持多边主义，都不赞成由一个国家说了算，这是中欧之间国际政治上重要的一个共同点。
第二，经济上互补，欧洲经济的强项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能源、交通、环保、农业、高科技都是欧洲的强项，也恰恰是中国发展的重点。在高科技领域，欧洲对中国最开放，最近温家宝总理访问法国，我们买了150架空中客车，但空客公司也同时答应在中国建一条生产线，把工厂搬到中国来了，这是很大的一个行动。最后文化上，双方对对方的文化都有好感，你看现在的“中法文化年”在两国民众间都有很好的反映。现在已经出现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支柱相互促进的局面。
新京报：有人认为在需要的时候打打欧洲牌，以对美国形成压力，你觉得这个思路怎么样？
吴建民：这个不是我们的考虑。说中欧关系的发展是针对美国的，欧洲人不会同意，我们也不会同意。中美、中欧关系都有各自独立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双方的共同利益。
美国在华投资快有600亿美元了，4万多个公司，贸易发展很快，这是不是共同利益？朝核会谈能搞起来，是不是有共同利益？
2003年温家宝访问美国，正是“台独”嚣张的时候，会谈后布什总统对记者说反对“台独”，对台独当头棒喝，这背后也是因为双方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所以我不赞成打欧洲牌对付美国，或打美国牌来对付欧洲。
东亚问题
中国不争东亚领导权，只是想推动地区合作，大家共同受益。
新京报：中国对东亚峰会表现出了非常重视的态度，你是否认为通过这种邻邦地区对话和经济外交的形式，会走出东亚一体化的第一步？你怎么看待它的未来？
吴建民：这是大家共同的需要。东亚峰会是去年11月29日在老挝万象举行10+3领导人会议的时候做出的安排。当时确定的就是10+3的范围，就是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引起了世界的重视。
印度要参加，澳大利亚要参加，新西兰要参加。中国对此持有完全开放的态度，因为这种地区合作东盟是主导的，经过东盟国家的讨论，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要参加的国家应该与东盟有实质性关系；第二，是友好合作伙伴；第三，应参加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就加入进来了。
东亚峰会召开说明了什么？第一，说明东亚合作很有前途，同时它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第二，说明东亚合作很有吸引力，是好事情。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东亚峰会是地区合作的里程碑。
新京报：对中国来说，这是不是也会形成一个新的好的外交平台？
吴建民：当然。但这个平台还是公共的。有些日本记者说，中国和日本在争夺东亚的领导权，这不对。我们无意跟它争夺。邓小平早就讲过不当头儿。
我们不想当头儿，我们想做的是推动地区合作，从中受益，日本当然也可以从中受益。
新京报：温总理在东亚峰会领袖对话会议上说，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主要依靠扩大内需促进增长。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外交的难题要依靠国内问题的解决？
吴建民：第一，需要准备一个较长的时期，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很多疑虑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说明我们政策的同时，要以我们的行动表明，我们需要寻求共赢而不是单赢的局面。现在的时代，谋和平求发展，我们必须致力于自己的发展事业，世界会更好地了解中国崛起、中国和平发展的含义，了解中国人这样做非常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样我们才能最终消除“中国威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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