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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谢秋莲引言
今年频发的环境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固然是时时悬于民众头上的危险之剑，但国家大力整顿而效果不彰的背后反映出的地方与中央步伐无法一致无疑是更危险的一件事。这正是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等有良知有担当的个性高官们所担心的，因为若在利益博弈中，更能代表基层百姓利益的中央政令被打折扣甚至变质，本可以避免的事故将不能避免。
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张保庆【水污染事件与环保风暴———改革的试验田】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有人认为环保总局有背黑锅之嫌，松花江污染的根源是地方利益。有专家认为，相对于其他领域，环保的政治敏感性和利益复杂性较低，成果却易为最大范围内的人们分享，适合作为改革试验田。这也正是中央大力支持“环保风暴”的原因。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导致松花江水受到严重污染，严重威胁下游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而有300多万人口的哈尔滨全市更是不得不停水4天。
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吉林石化和吉林市先后发布了爆炸并没有引起大规模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信息。直到11月22日，哈尔滨市政府一则披露了松花江水污染的公告才证实了公众的质疑，而此时距离爆炸已经9天。从11月21日国家环保总局正式介入事件，整个系统中处理危机的资源才得以迅速被动员，而排污处理等一系列工作也才开始按照应急预案进入操作程序。环保风暴
数十年的污染积累，已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难以承受污染之重。随着民众日益觉醒的环保权利意识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矛盾日益凸现，被很多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国家环保总局开始以强硬姿态进入公众视线。
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因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环评报告未经批准就开工建设，30个超过亿元的大型项目被叫停。环保总局随后又曝光了46家没有配套脱硫装置的电厂，这些雷霆手段一时被称为“环保风暴”。这一执法行动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2月28日，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宣布：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在10省市启动。与之相呼应，前几年就崭露头角的环保政绩考核，在更多的地方开始了演练，“环保一把手负总责”有了实质性的内涵。
3月28日，媒体报道了圆明园湖底正在铺设防渗膜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随后，环保总局发出停工令，举行环评听证会，责令防渗工程全面整改……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教授王灿发认为，风暴性的执法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建立严格环境执法的长效机制使企业不敢违法，使违法者随时都能够被“绳之以法”———这样环境保护才能真正“硬”起来。【安监风暴———黎明前的黑暗】
李毅中指出，官商勾结是矿难难平的主要原因。为此，国务院8月份作出了关于官员从煤矿撤资的政令，但该政令在贯彻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先是传出内蒙古官员宁不当官决不撤股的消息，而一些产煤省竟然出现了官员撤资煤矿的“零报告”。身心俱疲的李毅中
今年2月底就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李毅中可能是今年出差最多的部长。他上任之初，正是矿难四起之时。4月5日，李毅中首次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身份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六亲不认、问责、加大惩处力度、安全保证金制度”等强硬字眼和新鲜提法，让很多人精神为之一振。然而矿难并未因此而止，“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乱象，使事必躬亲的李毅中一天比一天愤怒。
在李毅中履新的这10个月中，他除了四处奔走做“救火队长”，怒斥不良矿主和官员，还在设计着一些更为长远的“治本”的规划：
把每个矿工的死亡赔偿金提高到20万元以上，这一措施已经逐渐开始在一些矿难中实施，他期望通过这种处罚，可以使矿主们宁可拿出钱去消除安全隐患；以三年时间还掉中国几十年来的安全欠账；并计划对煤矿实行安全风险抵押制度———矿主采煤要拿出一定资金作为安全风险的抵押；建议修改刑法、安全生产法、煤炭法中有关事故罚款的条款，以加大对发生事故的煤炭企业和相关责任人的惩罚力度……
点评：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仍认为不容乐观，他认为更为重要的制度安排是，要设法协调大小煤矿的税收与中央、地方财政之间的合理关系，才可能有效地改善小煤矿的安全生产。还有专家指出，必须强化企业职工的监督权，以“人民战争”来全面围堵矿难。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能防患于未然，才能长治久安。矿难伤亡不能承受之重
反思复反思，检讨复检讨，为避免矿难再度发生而出台的政策、采取的措施、开展的行动，似乎永远也赶不上矿难发生的速度。
2月，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瓦斯爆炸214人死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大矿难)；3月，山西朔州煤矿爆炸72人死亡；4月，吉林蛟河腾达煤矿发生透水事故69人死亡；5月，河北承德煤矿瓦斯爆炸50人死亡；7月，新疆阜康神龙煤矿发生瓦斯爆炸83人死亡；8月，广东兴宁黄槐大兴煤矿透水123人死亡；11月，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发生爆炸事故171人死亡……
点评：据说松花江污染后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辞职，让李毅中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中国安全生产报》副总编王正民认为：“安全生产问题是长年积累下来的，并且是在这几年能源紧缺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严峻，我们需要给李毅中理解，需要给李毅中时间。他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些改变中国安监管理的基础性工作，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慢慢显示出效果。”
毕竟安全监管机制的建立不能一蹴而就，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也不是一下就能打破的。正如一位国家安监总局的官员所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对策———制度保障权威】
“让制度迫使地方官员自己去努力解决问题。”
专家认为，要维护中央权威，让好的政策真正施惠于民，必须从制度建设上着手。缩短政府管理链
“中央政策好，走到省里变少了俏，走到县里没了袄，走到乡里剩下脚，走到村里变成草”，这句顺口溜生动反映出在长长的政府管理链中，地方官员逐渐掏空中央政策的情形。国家发改委官员也披露，实行数十年的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五级政府体制将被改革，在通讯发达的今天，五级政府体制不但没有必要，还给财政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改革的具体方案还未定，但“十一五”期间将试点从五级政府减到中央、省、县三级。落实完善问责制
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掀开了高级官员因为污染事件落马的第一幕。随后，评论认为，继成为2004年的热点词语之后，2005年“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加速。但问责制还需要解决好问什么事的责、问什么官员的责以及由谁来问责的问题。同时，目前“自上而下式”的问责方式急需完善。环保也好，矿难也罢，公众监督的缺乏都是重要的原因。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建议，应该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监督问责机制，并使公众拥有充分的知情权。建合理分权制度
溯本清源，最关键的无疑是在制度上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合理权限，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瞭望》刊文说，来自高层的信息表明，在“十一五”期间，坚持统筹区域发展的方针，维护中央权威与调动地方发展积极性不可偏废。在确认地方利益的前提下，适当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物力，明确划分和严格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逐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级管理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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