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汤万君专栏

　　彭辉林为儿子找“救命钱”的朴实求助，经报道后没有得到好心人的帮助。对此，彭辉林有些不解，为什么只要涉及“卖身”、“谁救我母，我就嫁给谁”等有噱头的另类求助，通过媒体报道会达到相应的效果，而他却遭遇冷落(《南方都市报》昨日报道)？

　　彭辉林的遭遇实在不出奇。近年来，以各种方式向社会求助解决个人困难的事件越来越多，吸引眼球的方法和手段也越来越新奇。但是，与个人求助案例的日见增多和求助手段的愈发新奇相比，社会的实际与心理承受能力也在同时变得越来越低。对此，我们不能太着急责怪社会冷漠、人心不古，下面这句话虽然可能不好听，但很确切:面对日益职业化的乞讨行业，社会的态度也迅速变得很职业。

　　彭辉林的求助，我们不能视为完全的个人乞讨行为，因为这对他更不公平。退一万步讲，即便真的就是，那也很特殊。彭辉林曾经是深圳的功臣，他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行为对这个城市今天的存在和存在形态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为此，深圳曾给予他“一等功臣”的至高荣誉和相应奖励。

　　彭辉林“一等功臣”的称号曾经让人很羡慕，社会对其估价也很高:当1993年的彭辉林在以每月400元的价格担任保安员的时候，这个称号就在当年元月为他赢回了19000元的奖励——这份相当于他近5年的工资奖励，不可不说是一大笔钱。

　　可是，彭辉林此后的日子愈发难过，不仅因为他为了救治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过早地花光了奖金，还因为他在过去的12年里几乎没有挣到多少钱，而最要命的是他没法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也因此失去了通过稳定收入来改善生活境遇的机会。当巡警，他超龄(因为立了一等功，彭辉林本来有一个巡警指标，但因超龄2岁没有给他)；吃低保，不够格。还有，他有段时间离开了深圳，也离开了组织的关心。

　　对于为这个城市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个人，深圳一直是有其制度性保障的。就以今年来说，《深圳特区报》3月2日和《深圳晚报》2月3日就分别报道，深圳市公安局领导在2005年春节前夕分别看望慰问在“8·5”大爆炸中牺牲的王九明、杨水桐、曾志德三位烈士的家属。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也在春节前夕来到曾志德烈士家中，慰问烈士家人，表达新春问候，并向烈士家人发放了慰问金。

　　《深圳特区报》还称，“据不完全统计，春节前夕，市公安局党委对特别困难的42名党员进行了慰问，发放慰问金6万多元。市公安局直属单位的各级党组织慰问帮助特困党员115名，其中患癌症6人，脾切除、换肾、心血管病手术的5人，亲属患各种危重疾病的50多人，家庭经济困难的40多人。”

　　可见，对于烈士和勇士，深圳一直都有常规化和制度化的心理关怀及经济补偿体系。也许正因为彭辉林的短暂离开和个人自尊心的考虑，因此错过了被纳入这种常规化和制度化补偿体系的机会。想想，如果他当初做了巡警，以平均月工资3000至4000元来计算，他在过去的12年里也应该获得40万－60万的收入，而有了这些收入的他应当不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

　　面对今天的彭辉林，笔者建议尽快恢复他获得制度化关怀和补偿的地位，这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与和睦、公平与公正的大问题。鼓励见义勇为，不能长期依赖一个社会治安基金。个人困难，也不能过于依赖社会援助。我们必须尽早把鼓励制度化，并走出认识误区——抛弃福利观念，重塑赔偿责任。彭辉林讨要“救命钱”的行为，当可促生这样的积极意义。

　　(作者为广州社科院国际所副研究员)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