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强手如林的期刊媒体中立足

　　主持人：其实期刊内的媒体在国内市场还是挺强手如林的，像您刚刚提到的，可以不可以这么说是强手如林呢，凤凰周刊有没有压力呢？

　　孙总：我们不是把他们看成是对手，我们是把他们看成是学习的榜样，是观察社会，了解题材的来源，我们非常重视和研究这些兄弟刊物的动态，至少可以说其关注的程度远远在一般的读者之上，像财经、《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瞭望》《东方》等都办得很不错，我们和人家学了很多东西。

　　主持人：像这样的一种强手如林的状况，凤凰周刊依然也是把自己的定位定在高端人群，因为作为周刊是要生存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孙总：要看读者定位的话，我们和他们既有重合的一部分，也有比较相对固定和独立一部分的读者，因为凤凰周刊在海内外发行，特别是在海外发行它的市场的范围和影响，可能比大陆刚刚讲到的几个刊物要发展得早一些，市场份额要大一些，这部分是独立的。另外一点是站在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现在大家都走出国门，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很多，不论你到欧洲、美洲，东南亚或者是哪一个国家，只要走到机场里面，只要离开大陆土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华人的声音是比较微弱的，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特别是在西方，世界华人的媒体更是非常弱小的，所以这是我们凤凰周刊的市场定位我们追求的目标和理念，就是要发出和世界华人的数量以及和他的影响地位相称的声音，这是我们的追求。因为你到处可以看到英文，或者是其他文字的媒体和电视包括刊物，中文的，尤其是时政、文化、财经的刊物，在海外是非常弱小的。

　　高钢：孙总刚刚讲的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民族，这个事情有重要意义。为什么？我记得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于误解引起的冲突远远要比由于利益引起的冲突更为剧烈。他讲的这句话，我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深有同感，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度太需要被世界了解了，而我们整个中国的这种文明进程，如果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对世界各个不同民族所了解的话，我们的整个的文明进程是会加速的。所以我觉得凤凰的理念应该被更多的中国新闻从业者所重视。就是把我们整个中国的真实状况能够告之世界，这个是有重要意义的。

　　孙总：刚刚院长谈的这个观点我补充一点，我也是觉得非常有启发性的，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要和平发展，中华民族要在全世界和平崛起，不是仅仅看到经济上的，或者是国防上的硬实力就能够完成，更重要恐怕是软实力的问题，而这个软实力至少，或者是初期的阶段就是要正确的沟通，不能发生误判或者是误解。这是一个前提，而实际上现在由于长期东西方的隔离，或者是冷战思维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散去，实际上中国人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是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估。包括我们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可能是获奖，但是中国人也会看到，这是昨天，甚至是前天的中国，而不是今天的中国，虽然得奖了。在外国人的理解中好象还是裹着小脚的中国人，实际上中国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在当代的世界，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内容，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歧见，其实是最终导致误解和误判的根源。所以我们很需要让中国真正的了解世界，同时我们也更需要让世界了解一个正在极具变化的现在的中国。

　　所以你看到往往发生了一个事件的时候，事件的本身，从事实出发，媒体的报道只不过是它的一个背影。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发生了东西方媒体的报道差别非常之大，甚至一个完全没有到过现场的，凭主观意识的，他能够写出洋洋洒洒的很多报道，可是和事实本身相去甚远，我们《凤凰周刊》多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凤凰周刊》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这么一个想法的。

　　主持人：就是整个中国现在的很多状况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世界给误读了，《凤凰周刊》其实起了正确解读的作用？

　　孙总：一个是我们被人家误读了。我们还想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整个的华裔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推开世界的大门，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面前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习惯，包括我们做事的方式，也有自我一个提升和进化的过程。

　　比如我们曾经报告过，像台湾也好，几十年以前刚刚走上世界的时候，台湾的人到了全世界去旅游，台湾是我们中国的嘛，给别人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比如说大声喧哗和扔一些烟头等等，现在中国的旅游团走向了欧洲，有没有同样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人的面前也是不好的。

　　作为我们周刊也是需要如实的报道，向国人提出这些问题，我们要提升自己的素质，让自己在全世界亮相的时候更加美好一点，这也是作为我们一个媒体的责任。

　　高钢：这种社会转型期还有一点，我也感触很深，看《凤凰周刊》，由此看到中国新闻界担负的责任，这个转型期是全方位的转型，包括新闻媒体的转型，包括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观念，包括技术方式的转型。

　　比如我们真的想让世界了解我们，想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感情方式的人，能够通过看我们的媒体，看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报道，能够相信你说的真的，并且能够有兴趣的读下去，这个也是需要我们遵守国际新闻传播的公认的理念和原则。

　　比如说客观报道，比如说平衡和公正，像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重要的。可能对中国新闻工作者来讲，我们也需要有国际眼光，并且遵循国际准则，这样的话我们在与世界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恐怕就能够更有效。

　　这一点我也是看《凤凰周刊》，有些看起来是问题报道，实际上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充满矛盾的进程，实际上大千世界是由矛盾运动组成的，我们取得的很多成就，应该说里面都是交织着各种复杂的矛盾，甚至我们支付着昂贵的代价，这个进程，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做真实的报道，应该客观反映他的各个层因，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中国新闻工作者大家更习惯于在写某一方面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就用一个来源的资料，或者用一个方面的资料，像这些事情我觉得到现在也应该有一个转型的时代了。因为中国正在和世界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改变我们自身，提高我们的专业水平。

　　主持人：《凤凰周刊》的一部分受众定位为定位为海外的状况，应该算是《凤凰周刊》的优势吗？

　　孙总：一方面可以说是优势，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一个难点所在。因为世界华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都有很多特定的情况。比如说东南亚的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宗教方面有很多非常细的限制，我们在报道这些国家的情况的时候，甚至在报道其他国家的情况的时候，要到这些国家去发行、传播的时候，就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这里要回避这个问题，那里要遵守那么一个法律的问题，这样一来，就使得有一些文章和言论，比在有些地区，有些国家来发行要难做得多，这是我们在海外发展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

　　有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就犯规了，得到了一个反馈，赶快去纠正，或者下次赶快来调整，这就使得我们感觉人才，“预知山里路，需问山里人”，各个山里的人我们都需要。

　　主持人：孙总的意思说一脚踏在海内，一脚踏在海外，这本身可能会成为一个矛盾，高老师怎么看？

　　高钢：这作为一个媒体来说是非常大的矛盾，他的难度应该说是加大了，他的受众群就更复杂了，整个媒体运行的市场环境也更为复杂了，因为各个国度的情况完全不同。但是有一点恐怕一定要有一个媒体进行这样的尝试，就是我们讲的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因为这个事情对于像中国，拥有世界22％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整个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自己的和平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媒体的探索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闵繁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