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舒眉)2005年10月27日，笑容满面的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率领着他的董事会同事们敲响了香港联交所钟声，对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来说，以全流通姿态变身为接受国际投资者监督的公众公司，这是一个旧模式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建行春风得意的招股一幕，不仅缔造了年度全球最大IPO，甚至让“神六费俊龙聂海胜上天，建行上市”变成了金融界2005 年度的流行语汇。而仅仅7个月前，建行股改还迷雾重重——银行要上市了，行长张恩照却“先行”离开，一场戏剧性的人事更迭，让投资者信心跌落到谷底。

　　3月17日下午，中央组织部宣布郭树清担任中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3月25日，郭树清当选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建行作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样本之一，其挑战性非同一般。而郭树清由高高在上的监管者，转为深涉金融微观改革领域的被监管者，其面临的挑战性更大。对此，市场充满怀疑：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虽然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经验，却没有在金融机构第一线工作的经验。

　　于是，很多人用“临危受命”形容郭树清的这次履新。而一位建行董事会成员则评价说：“他最大的任务和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带领建行走出目前的人事变动危机，并最终成功实现上市。”

　　因为，国有银行改革被国务院领导称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役”。

　　学者型官员

　　与央行行长周小川、北京市长王岐山、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等官员的经历类似，郭树清也被定义为“学者型官员”。

　　并且，他们都是原国家体改委的人，曾经对中国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郭树清本人曾是“价格双轨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有意思的是，周小川、王岐山也都曾在建设银行担任过行长。

　　据一位熟悉郭树清的人士介绍，郭树清酒量不小，“性格耿直”，非常直率，很有看法，也很固执；是个思辨型学者，学术功底很深；也是个务实的人。

　　郭树清曾先后在南开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学习，不过一开始所学专业是哲学，而不是他后来所擅长的宏观经济。

　　据社科院一位学者介绍，郭有比较强的学术背景和很深的学术素养，平时喜欢写、喜欢思考，不轻易附和盲从别人，较为自信。郭树清写过很多书。自1980年以来，他在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领域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13 部。曾两度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91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然而，郭树清的处事风格相当低调，开会的时候，除非一定要坐在主席台的位置，郭树清总是喜欢坐在最后一排。“ 习惯于坐在最后一排的”他却总是被推到市场和舆论的前沿，从早期作为学者参与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到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再到担任汇金公司董事长，直至亲自主政建行的改革。

　　改造建行

　　“他一去就把建行董事会与党委的关系理清楚了，这个很重要。”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的看法其实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在目前国内大型企业的改革中，如果董事会与党委的关系不能够清楚界定，公司治理结构就根本无法建立。

　　尽管外界一直认为郭树清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人，但在对待内部问题上，他的一言一行却表现得很强悍，尤其是在一些具体细致的工作中。

　　他对于建行的改革，就可以用大刀阔斧来形容。

　　甫一到任，郭树清就惊讶地发现，建行的董事会在监督业务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于是，在选举其任董事长的建行董事会上，郭树清拿出了加强董事会建设的五点建议，比如建立董事会专门办公室、根据高管尽职情况审议奖金发放方案、行内部门要定期向董事监事们提供能反映经营状况的统计资料和文件、董事监事可列席行内讨论经营决策的各类会议、建立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问责制等。

　　5月23日，执掌建行董事长一职不到两个月，郭树清就颁布了一项内部文件《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

　　按照这一规定，建行领导人员具有以下四种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一是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二是涉案金额巨大或损失严重的；三是案件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四是严重挫伤员工积极性的。

　　这一规定首开了国有银行领导人问责的先河，也在整个建行系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由此引发了建行湖南分行行长孙建成、山西分行行长梁富成等3个省级分行行长“引咎辞职”的风波。

　　除了在管理上动刀子，在业务上，郭树清的努力也迅速见效。

　　根据建行上市招股书上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建行半年的纯利达到283.5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比率为 3.91％，资本充足比率为10.71％。而历史数据表明，建行2003年及2004年度纯利分别为225.3亿元人民币和490.4亿元人民币，同期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4.27％和3.92％。

　　“快刀斩乱麻”，同样体现在与潜在海外投资者的谈判上。

　　进入6月，当郭树清发现已经没有时间与花旗集团就购买价格、外资入股后的管理权限、风险管理等诸多问题达成共识时，果断终止谈判，寻找新买家，并干脆取消了花旗的承销商资格。

　　6月17日上午，建设银行与美洲银行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

　　成功上市

　　郭树清将这种风格还带到了IPO的过程中。

　　10月初，他带领的管理层已经基本完成了国际配售部分在亚洲的路演，正展开在欧洲和美国的行程。市场反应甚佳，到13日止，国际配售部分即已超过五倍。在14日公开招股前日，正在伦敦的郭树清团队决定再次加价，指导价区间由初定的每股1.65-2.1港元上调至1.8-2.25港元再涨至1.90-2.40港元。区间宽度变化不大，显示了郭树清在果断加价的同时也留出了足够的谈判回旋余地。

　　截至20日上午最终定价，郭树清及其董事会成员、承销团对机构投资者的谈判几乎天天进行。郭树清坚持以上限定价，大多数投资者希望的最高价为2.25港元。愈接近最后定价日，争执愈激烈。18日，几个配售大户突然将认购订单限在每股2.10港元之内。一旦建行今日定价高于2.10港元，大户将全面不作认购。郭树清并未因此妥协，反而将香港公开发售的比例从5％提高至12％。

　　这是一个考验双方抗压力的角逐，到了20日上午的最后谈判时刻，几个配售大户大幅作出了妥协，否则他们将无法分享建行股改“蛋糕”，2.35港元的定价显然使天平倾向了郭树清。

　　于是，建行首次公开发行总数达305亿股，相当于发行后总股本的13.5％，筹资金额高达715.8亿港元，折合92.3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全球银行业规模最大的IPO，也是全球资本市场第六大IPO，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也是亚洲企业(不含日本)最大规模的IPO，同时也创下最近5年半以来全世界首次公开发行的最高记录。

　　整整7个月，216天，成功完成任务的郭树清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这位领导者依然保持着他惯有的审慎，“ 上市仅仅是股份制改造的一个新的开始。”

　　显然，他并不希望上市对于建行仅是一场融资的盛宴，在重塑海外投资者信心，带领建行顺利完成上市方面，郭树清已经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然而从各方面的反应看，其他许多问题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一直困扰这位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