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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彭辉林19年来一直为此奔波，但面对至少15万元的医疗费，他们走投无路。可是，当《南方都市报》报道他们求助的声音时，却无一市民表示愿意捐款。直至27日，《南方都市报》采访得知彭辉林原是深圳清水河大爆炸的一等功臣，读者反映才渐渐热烈起来（12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在一开始报道时精心设计了“不能卖身救儿”的标题，这可以说也是个噱头，但还是未能引起任何爱心关注。彭辉林说，“我何尝不想卖身？我何尝不想找个噱头来吸引好心人的捐助？”可惜在12年前的深圳清水河大爆炸中，他已失去了劳动能力，已无身可卖。

　　从没有噱头到制造噱头，再到有了一等功臣的“噱头”，读者的反映才渐渐热烈起来。或许这一次，彭辉林也能像其他有噱头的求助人一样，也能幸运地引来好心人的爱心救助。很明显，求助越来越需要“技术含量”了，而获得救助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了。笔者真不知道，在将来，还有多少噱头或创意可以赢得救助。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政府公共救济应该是困难民众的第一选择：政府用公共财政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网，最大程度地把弱者的生存保障纳入其中。可悲的是，现在政府的公共救济却是缺失的，而大多数的求助者只能把目光投向媒体，投向本不富裕的其他民众。长此以往，只会导致求助的门槛越来越高，导致民间道德资源被过度开发，让社会爱心不堪重负；长此以往，公众面对求助只能选择“麻木”，或选择性地对一些有噱头的求助给予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