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托成都3名博士起草的《职务犯罪证据问题研究》报告已于日前完成。报告建议，设立受贿案件诱惑侦查制度，即检察院接到某官员索贿举报，征得行贿人同意后，检察官可配合行贿人向该官员“行贿”。“行贿”过程中，随行检察官会在案发地现场或附近秘密录音、录像，作为指控证据。（《成都商报》2005年12月29日）

　　诱惑侦查，通常被用来侦破毒品、走私、假币等严重犯罪活动。由于这类犯罪作案方式隐蔽、没有具体受害人，诱惑侦查就成为各国警方有效发现、揭露、证实此类犯罪的锐利武器。因而，联合国有关国际公约及各国的刑事立法，均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予以认可。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已经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第1款明确“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诱惑侦查）手段产生的证据”。据此，许多学者及反贪实务部门的人认为，我国亦应贯彻公约要求，在反贪工作中引入诱惑侦查制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就《反腐败公约》的规定而言，并没有明确“特殊侦查手段”、“特工行动”的具体内涵，而且，这些规定皆属保护性条款（即缔约国采取相关措施，并非无条件的和绝对的，而是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进行，如“在本国法律制度许可的范围内”等）。因而，加入《反腐败公约》，并不意味着我国一定要在法律上允许将诱惑侦查应用于反腐败。何去何从，理应根据我国国情和制度，作出独立自主的选择。

　　笔者亦不否认，将诱惑侦查用之于反贪，对侦查取证、震慑犯罪确有一定效果。但就我国国情而言，权衡利弊得失，笔者认为，尚不宜在反贪中引入诱惑侦查，主要理由如下：

　　一、可能导致滥用侦查手段。诱惑侦查，作为一种极具危险性的侦查手段，要防止因私人目的而滥用，造成互不信任、人人自危的局面。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用来对付腐败犯罪，但要明白，诱惑侦查在开始时，所针对的往往是仅有一定犯罪意图、尚未实施犯罪，也未必一定会实施犯罪的官员，有的甚至连犯罪意图也是因诱惑侦查而产生的。这时，就把他们视为犯罪分子，是典型的主观归罪，也违反无罪推定原则。更别说，诱惑侦查还有可能被少数人用于陷害、打击报复、铲除异己，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二、冲击国民道德观念。诱惑侦查是以引诱、欺骗和伪装来达到目的，不仅算不上光明正大，而且显得有些卑劣。它往往利用人性的弱点、欲望和正当的感情，甚至不惜利用亲友、同事、上下级身份关系实施引诱和欺骗，因而必然会冲击国民的道德观念，损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如果不惜以牺牲诚信和国民道德观念为代价来反腐，那无异于饮鸩止渴。

　　三、很难避免殃及无辜。仅以行贿人的举报就启动诱惑侦查，有着殃及无辜的巨大风险。其一，到底是行贿人主动引诱，还是官员主动索贿，一时难以辨清。不排除行贿人出于某种目的，先对本无犯罪意图的人刻意引诱，而后再向检察机关举报；其二，即便是官员自己先有索贿的犯罪意图，但犯罪意图本身并不意味着必然犯罪。犯罪意图具有极大的可变性，不排除许多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良心发现”、“翻然悔悟”，而打消犯罪意图。此时，如果检察人员如同天降，在现场人赃俱获，不知会制造出多少不白之冤。也许有人会说，只要严格加以限制和规范，就能避免这些情况。但事实是，检察机关在使用诱惑侦查时往往是自行审批、自行监督，如何能保证权力不滥用？

　　因此，笔者认为，以诱惑侦查来反贪，其弊远远大于利，应予缓行。

　　毛立新（北京博士生）《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