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全球化”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口号。我们似乎生活在全球化的现实中。人们乘美国波音飞机,坐德国大众汽车,喝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全球化”似乎成了一个“时代潮流”、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 相反,我们背负着沉重的文化自卑感。今天这种情形,很有点像《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词里面唱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并不在意。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不少中国人全身心地去拥抱西方,总是要世界主义,走向世界,与你接轨,但是人家却“并不在意”。河清教授的破题从此开始。
中国人的“世界情结”
我在最近所著之书《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的扉页慨然写道:
“世界主义啊,多少罪过假汝之名而行!”
我以为,“全球化”口号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畅行,是因为现代不少中国人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情结,心目中始终存在一种“世界文明”的憧憬。
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给不少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文化自卑感,使他们忽视自己的文化价值,让眼睛只盯西方,把西方的东西都看作是“世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化”只是他们心目中这种世界主义的又一种说法而已。我15年前就强调:中西文化不是“差距”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关系。(《现代与后现代》)
我以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人类各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全球“同一化”。人类各文化间存在深刻的差异性。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曾把人类各文化比作“田野里的花”,各种花颜色不一样,互相差异,各有特色。西语里“文化”(culture)一词,本义是耕耘、种植的意思,与土地紧密相连。可以说,“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具有很大的延续性。文化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不是像技术的升级换代。文化的演变要缓慢得多。所以,人类不同文化仍将长期呈现为多样差异。
中西文化两股道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曾说,中西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开始价值取向就不一样,怎么走也走不到一块。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形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形态,在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长期处于一种“盘旋往复”的状态。这种社会形态用西方历史的概念,根本无法解释。他认为中国历史不存在封建社会,准确地说,是不存在西方式的“封建”形态。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极其显见的。这里仅说三点:
首先,西方文化里有一个核心概念,一般叫“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这种“唯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在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西方人豪迈地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而中国人说“天人合一”。从个人中心主义的角度,西方讲“天赋人权”,而中国讲社会协调的“人和”。西方是从个人出发,申张个人的价值和权利,而中国是从人的社会伦理关系出发讲“人和”,讲天时地利不如“人和”。中国人对个人的存在,总显得比较谦逊。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天地是旅舍,人不过是匆匆过客。
第二点不同,是西方文化“尚武”,中国文化“尚文”。西方可谓“武化”,而中国才是真正的“文化”。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在西方历史上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西方历史,是一部真正的战争编年史。西方在“武化”上优势,至今依然。跟西方各种战争乱纷纷的历史比起来,中国历史上的战乱算是很少了。除非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平时都崇尚“文治”。即使在诗歌上,也可以看到西方尚武中国尚文的差别。西方最早的荷马史诗,讲的都是英雄打仗的故事,讲特洛伊战争。西方中世纪的诗歌,也多为“武功诗”(chansondegeste)。而中国人的诗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人情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这么早就洋溢着多愁善感的人情。
第三点不同,是中国长期大一统,西方是社会多元,长期分裂。西方形成民族国家是很晚近的事。“大一统”,对中国基本上是一件好事,而在西方文化里则是一种恶端。西语Totalitrisme,一般译为“极权主义”,其实应译为“大一统主义”。
全球化一定带来趋同性吗?
不仅中西文化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中国文化与印度、俄罗斯等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差异。认为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人类文化的这些差异将消失,同化为一个“世界文明”,这是一种天真的浪漫。
法国文化人类学宗师莱维·斯特劳斯深刻质疑“世界文明”的概念。他认为人类不是以种族,而是以文化来区分。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应当以“复数”计,不应当设想一种“单一的文明”。他把人类不同的文化形态比作不同的“配方”,就像在中药店配药。有的药为多种配方共有,有的药则为某一配方独有,文化也一样。
莱维·斯特劳斯明确认为,“世界文明的概念是一个非常贫乏而简略的概念”。即使有一天来临,“世界文明只能是各种保存各自独特性的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联合,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亨廷顿提出“文化个性”(culturalidentity)作为他的核心概念。亨廷顿认为今天世界上存在六、七种主要文化或文明。这些文化不会同化融合到一种“世界文明”,相反将长期保持各自的“文化个性”,甚至相互对抗,发生“冲突”。
亨廷顿和莱维·斯特劳斯还都注意到,人类文化交流不仅带来“趋同”,还有“趋异”现象。莱维·斯特劳斯说,人类各文化在相互碰撞和交流过程中,有时趋于同合,有时则相反趋于离异,互相拉开距离,突现个性。亨廷顿则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举例,当一个女心理学家在跟其他十几个从事不同职业的女性在一起时,她会用“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来自我确认。但当她跟另一些男心理学家在一起的时候,她会用“我是一个女人”来自认。这说明,人始终是以自己区别与别人的个性来自我确认。再如,许多中国人在国内对现状很不满,这也看不惯,那也不行。但到了国外,常常变得很爱国,听不得人家说中国不好。那正是因为,当他来到国外,面对周围外国人的目光,他时时处处都自我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是他区别于周围其他人的最根本的个性。他能不爱国吗?
所以,“全球化”带来人类互相交流的密切化,在一些方面“趋同”的同时,也在另一些方面“趋异”,激励人们的自我个性意识。
现代化与“西方化”
“现代化”与“西方化”在相当意义上,是相互重合的。但亨廷顿用自己的定义,区分了这两个概念。他认为“现代化”是从科技物质意义上说的,“西方化”则指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化。他认为科技上的“现代化”,其他非西方国家是可以实现的,但文化上的“西方化”是其他非西方国家不可实现的。硬要实行,就造成“文化撕裂”。
其实这也是我主张的“中体西用”的观点:中国文化为“体”,西方科技为“用”。
之所以西方文化不能为其他非西方国家所“化”,亨廷顿认为是因为西方文化具有“独一性”,不能放之四海普世适用。亨廷顿列举了西方文化八大特征。这些特征单个而论,也许其他文化也有。但“组合”在一起,却是西方独一无二。
古典遗产。古希腊古罗马留给了西方希腊理性精神和罗马法传统。后来西方发生文艺复兴,就是为了复兴这份古代遗产。
语言的多样。中国文明只有一种语言。而西方文明却有英、法、西、德等许多语言。这也是比较独特的。
政教分离。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强调大一统。而西方社会,君权和教权相分,天上长期有两个太阳:国王和教皇,两家长期相争相斗。
法制。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我认为西方文化的实质是自由+法制,而不是“民主”。(《民主的乌托邦》)
社会多元。很多人以为现代社会,实现了现代民主制才有社会多元。而据我对西方历史的理解,西方社会历史上至少有四个元:君王,教会,贵族和市民,四元互相争斗。
代表制机构。也即选举制,在国家层面就是“议会制”,也是西方一个非常古老的事物,属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并非到了现代民主时代才有选举制。伦敦议会创始于1265年,法国“三级会议”也开始于1302年。
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独特特征,已尽人皆知,无庸赘言。
亨廷顿奉劝美国放弃用西方文化来同化世界其他文化的“世界主义企求”,同时也正告那些汲汲乎“全面西方化”的非西方国家,你们追求科技物质上的“现代化”有可能实现,但想在文化上“西方化”则没有可能。
随便一提,“全球化”这个口号也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宣传出来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明确指出“全球化”本是将美国的经济模式强加给全世界,全球化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化。炒作“全球化”的本意,乃是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甚至文化主权。
(《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
坚守中国“国性”
今天不少中国人,我认为是太过迷狂于世界主义。世界主义不仅在经济界,而且在文化艺术界也相当盛行。这种世界主义让我们忘却中国文化自己的价值和特性,忘却自问一声“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许多人在高谈阔论“与世界当代艺术接轨”,企望艺术的全球化。这是非常虚妄的。我个人赞同法国艺评家克莱尔的观点:“一个民族存在一种艺术精神,正如一个民族存在一种语言精神一样”。艺术根本地是与一个地域、一个文化有关,体现了一定的文化个性。
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老先生曾在遗言中留下“国性”一词,“国性”,就是一个国家的民族个性,或文化个性。一个国家的文化个性或文化精神不存,国将不国。所谓坚持“国性”,强调自己的文化精神,并非封闭自守,而是为了守住自己的文化之根,或文化之本,为了抵抗被人家同化的危险。我赞成与世界其他文化采取一种“和而不同”的态度。我跟你“和”,但与你“不同”。我们要有勇气与人家不同。
借亨廷顿的话,我想说:“中华民族的续存,取决于中国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个性”。
现场互动
问:您的观点是否可以简单理解为:科技要全球化,文化不要全球化?
答:可以这么说。因为文化应该差异,文化本身就是差异。文化不能像科技那样标准化,同一化。之所以人们要去全世界各地走走,正是因为那里的文化不一样,那里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如果大家都唱“同一首歌”,那就没意思了,那就是野蛮。
问:传统文化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太多的负担?
答:正相反,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恰恰是我们把自己的文化之根割断了才造成的。我们有些大学校长连一些常用汉字都读错。今日中国人身上的传统文化不是太多了,是太少了。现代不少中国人习惯用“演绎”的方法,从一些西方文化的抽象概念和“公理”去演绎,而不是从具体的中国国情出发去“归纳”,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国情民意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