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擎、沈亮/上海、北京报道

　　掌握了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新知识分子，正在越来越良性地影响着社会

　　我们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尊重和保护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努力形成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胡锦涛

　　香港学者丁学良关于“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言论，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它引发的实际上是公众对知识分子财富路径的关注。

　　人们对少数通过为某些利益群体代言而换取金钱、并丧失独立学术品格的经济学家鄙视的同时，也在探讨知识分子该如何通向财富之路。

　　最近的另一些现象也引起了关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使一些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今后的出路，仍然是争取“仕途”。

　　但是，持此议论的人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十一五”规划为整个国家的财富增长方式作出新的描述的同时，在财富的增长越来越依托于知识的增值之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君子固穷”、“学而优则仕”、过分追求仕途的观念也正在经历重大的变迁。

　　零点调查与前景策略董事长袁岳被认为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新华社今年11月报道了他获得2005全球华人企业领袖远见中国奖的情况。另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5月，北京市政府从回国创业的留学人员中遴选出袁岳等17名优秀代表，授予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奖荣誉称号。

　　袁岳认为，“我们所处的转型社会，新的财富积累方式使我们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一方面，在我们国家，对人的评价体系中，财富聚焦能力的排名比其他不少国家更靠前。在我国，七岁孩子的理想职业，‘总经理’常常排在前列；另一方面，人们全力追求Quick Money，想赚‘快钱’，社会机会很多，追求变化的动力也大。这种转变带来的有利方面是：社会转型的突破口需要通过某种冲击来实现；不利方面是：很多人把价值观定为追求财富，许多人也把社会负面因素归结为对财富的追逐。”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新型知识分子要探寻的财富路径，却是一条良性互动于社会的和谐之道。

　　知识分子边缘于财富意味着民族的危机

　　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上被称为“仕”，而与“商”在地位和名誉上有着巨大的反差。他们大多认同肩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把经商赚钱视为不屑一顾的“蝇利”。

　　但正是财富问题，在市场经济时代突然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心结。留美博士喂猪、北大才子卖肉、工学博士辞职当歌手、36岁博导过劳死这样的新闻，向人们展示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

　　围绕怎样看待财富，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失衡。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方面曾为主流文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安排了一次对话，当那些担任着独立董事、为大公司做着咨询甚至自己也开办着公司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超越道德”的命题时，多少有些愤怒的文学家与他们发生了交锋，闹得几乎不欢而散。而与此同时，文学家们表现出的对当前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和事件略显极端的隔膜，也让经济学家瞠目结舌。

　　而另一种危机存在于精神。如果在金钱的困窘与诱惑面前，出现心智的贫穷、理想的缺失、独立品格的放弃，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精神生命的结束。有学者就担忧“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边缘化”。这也是“经济学家为谁代言”、“中国只有五个合格经济学家”等质疑产生的道德背景。

　　倘若知识分子的危机不是少数人的危机，那就会酿成全民族的危机。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寒窗苦读20年，却不能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能实现人生理想，不能获得一个优裕的生活，那对后继者会是怎样不安的暗示？如果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为了利益，而剑走偏锋，甚至出卖良心，那也该是怎样的一种信用丧失？如果知识分子内部出现断裂，那又会是多么可怕的情形呢？

　　新知识阶层的崛起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新知识分子的创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多集中在人文科学，生产文化产品，而现在工程、经济、专业技术人员也加入进来，可将他们统称为当代知识阶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春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西方最早的知识分子，就像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所说，是“自由漂浮者”——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隶属于某一个集团，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这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经典阐释。

　　早期的知识分子，以清贫、风骨、独行乃至愤世嫉俗著称。而今，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许多人看来已不复存在。众多知识分子加入并形成了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知识阶层与财富越来越密切已成大势所趋，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并不输于常人，他们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兼容和谐。

　　现代的社会化、智能化生产需要大量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办公室人员，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成为被雇佣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中原来构成中间阶层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村中的中小有产阶级，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明显减少。随着社会化劳动分层的加深，管理、情报、信息活动作用的增长，国家行政和企业管理机构膨胀，一个由中级职员、中级官员、专门科技人员等职业知识分子组成的新中产阶级——白领阶层，成为现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中间阶层，成为实现社会控制和生产管理的不可替代的中介力量。

　　社会学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处在一个知识也是资本、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知识分子掌握着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知识、技术。他们通过专利、版权、专业许可等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工资制度，将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知识分子十分注重和商业保持良好关系，乃至以特有的方式深深介入其中。如李敖，他写书挣钱，他拍卖收藏品挣钱，他打官司挣钱，他频频在媒体露面挣钱，深谙理财之道。

　　“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他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作家唐琳在《李敖与殷海光》一文中认为。

　　李敖也从不讳言自己爱钱，“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35岁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胡戎恩，一个身份是上海政法学院的立法学教师，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欧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温州商会副会长。胡戎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致富后的理想是：贤者云集，互相辩难，切磋学问。

　　“那种穷的知识分子我坚决不做。我现在做的是壮大自己的实业，等实业强大到一定程度，用足够的钱成立一个基金，集合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一起做学问。”胡戎恩说。

　　当中国努力实现现代化、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时候，知识分子地位的现实变化与特征，已成为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有学问的人渐成创富主体

　　综观新中国创富主体的变迁，可以发现，第一代是个体户。第二代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承包到户者、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第三代是城市改革过程中，通过承包制、采购链和服务体系转型富起来的个人。第二、三代多是在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时势造就的财富英雄。他们当中当然也有利用垄断经营、价格双轨制等而暴富的人。第四代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在干部分流、教师下海浪潮中形成的企业家，主要涉足房地产、国际贸易、开发区投资产业。第五代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城市化加速、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迅速提升的大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历史正在促生第六代财富创造者。在他们中间，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分子，正在逐渐成为创富主体。这批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正值壮年的新知识分子，由于其成年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他们面对财富更具能动性，他们正在通过创业获得财富支配权，通过办实业或治理公司实践自己“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通过大众媒体获得话语权。

　　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在本领域已小有名气；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在国家机关工作过，然后跳脱出来，创办企业或做职业经理人。

　　据国家人事部门统计，目前在全国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中，约有1000万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他们正在成为在众多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社会群体，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社会载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一份2002年所做的有关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调查显示，上海正在形成一个具有高文化层次、工作稳定、收入丰厚、生活质量较好的社会群体。这个阶层的现状，接近现代社会职业知识分子的特点。

　　调查还表明，这个群体的分布状况如下：学历，大专以上占86.18%；调查对象涉及20种不同业务，可归纳为中介机构中的专业人士、非公企业中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和自雇知识分子三大类。他们谋职的方式86.70%通过市场，26.01%自主开业。

　　这是一个传统体制外自主择业、具有高文化程度、总体上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对目前工作状况满意的原因主要有“能发挥才能”、“感兴趣”、“有发展前景”以及有挑战性、报酬好等。他们中，近九成的人房屋拥有产权；闲暇时间较少，有限的闲暇多用于社交，高雅、舒适、文化享受是其实现闲暇生活的主要方式。他们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和精神需求，而单纯的财富和权势等功利性因素还不是体现个人价值的首选，事业的成功与受人尊重最为重要，并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大多数人认为应依靠技术、知识、吃苦精神和胆量。

　　另据2005年11月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新一代的富豪中更多的人拥有较高的学历。《福布斯》杂志分析，这些知识水平较高的富豪们，将更懂得利用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并使用成熟市场上的财务工具，并且，新一代中国知识富豪对商业有更广泛的兴趣，他们积累财富的过程更有个性，也比前辈更懂得享受财富的快乐。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水平对收益的影响明显上升，知识和财富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现在已经接近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李春玲认为，“当下的中产阶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明显增加。在富豪这一财富聚集的最顶端，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虽然尚不明显，但知识阶层的总体收入已在全社会中处于中上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