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怎样获取收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知识分子多直接下海经商，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在慢慢发生变化。现在，知识分子更多地选择了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知识产权，将科研项目转化为产品，出售给公司，而非亲自下海。”李春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亦学亦商，正成为高校的一道风景。边教书边做“老板”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亲自开办公司，做真正的老板；二是在企业做兼职，任顾问或独立董事，其中以管理学专业和经济学、法律等专业的教授居多；三是带领自己的研究生为其他企业做与其专业相关的项目。

　　“我们学校社会学系的一位老师开了个市场调查公司，收费一直比较高；管理学院的一些老师在企业做兼职；像我自己，也会接一些公司的项目来做。这些项目的经费，有几万、几十万，甚至近百万的，一年做两个十几万的项目是很方便的事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位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现在，在不少高校，国家发的基本工资，在相当一批教师的收入中已不占大头，知名教授往往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按照商业逻辑运行的企业也越来越渴望知识理论的指点，若想在外面获得报酬，总归是有路子的。”这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说。他认为这样可以把拥有的知识更好地回馈给社会。

　　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的知名教授经常被各类企业邀请去做讲座、开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老师出了课堂便进了高级轿车的情状，高年级的学生似已习以为常。

　　教授在外面的讲课费，远远高于校内的收入。一节课同样是45分钟，在校内，讲课费不过一两百元；而在校外，则是1000元到1400元。讲课费的标准以北京为最高，上海、广州次之。

　　即使是哲学这样的冷门，人们也逐渐体味到思想和追问的魅力。2004年2月底，在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学术报告，门票售价600元。主讲者为著名哲学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周国平。主办单位有关人士说，中外名家系列讲座确实是按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这样高的门票，虽带有商业气味，却标明了演讲者的地位，更透出知识的价格和获取知识的成本。

　　在完成在校学习过程后，那些没有选择留校任教的的知识拥有者，不少被各类企业雇佣，从而获得他们满意的收入，这样的人占知识阶层致富人群中的比例不小。

　　这些人，或成为职业经理人、或进入营销组织、或成为金融机构的经济分析师，为企业带来良好的收益，同时也依靠企业的发展提升自身的价值。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香港回归前两个月，他预测回归后的一段时间香港房地产会下跌五成。2003年9月，多数外资涌入中国等待人民币升值时，他坚持年内人民币不可能升值。2003年下半年到2004上半年，他数次提醒上海房地产泡沫有破灭的可能。近十年来，他对股市、汇市经常作出与众不同但相对准确的预测。

　　“这样的预测，十次只要错两三次，谢国忠大概就不会稳坐摩根士丹利亚太首席经济学家的席位、拿着至少150万美元的年薪了。”一位财经界人士这样说。

　　在众多的企业家中，有一批人被称为“儒商”。“有些知识分子在原来的旧体制下不能完全发挥才能，便直接跳出来，亲自操办企业。”李春玲说。

　　北京世纪群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图书总监莫之许就将自己归为此类。在成为出版商之前，他曾在媒体任职。而现在，过着商人生活，“做个知识分子已经是我的业余爱好”。

　　莫之许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做出版过程中对图书的选择，确实体现了他的兴趣偏好，特别关注图书的原创性，而非单纯的按需编造。

　　比尔·盖茨靠卖自己的技术成为全球首富，虽然那是在遥远的美国，但这样的财富途径也在中国显现了。

　王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被称为“当代毕升”。他亦是北大方正的创始人之一，把自己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被称为中国第一代“知本家”。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世界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1998年，湖南四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袁隆平进行了品牌价值评估，结论是其品牌价值为1000亿元。袁隆平是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公司的董事和名誉董事长，据报道，因他的姓名被用于公司名称和股票简称，袁隆平便获得了“姓名使用权”费用580万元。

　　另有一些知识分子既不雇佣别人，也未被他人雇佣，而是以“卖文”为生，向读者推销自己的文笔和思想，例如作家、媒体的专栏作者等等。

　　已经被一些人淡忘了学者身份的余秋雨，上世纪80年代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时，用八年时间完成了四部有过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但真正为他带来财富的，却是他自成一体的“文化散文”。

　　尽管其学术著作出版暂告段落，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在社会上却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就余秋雨的文化创造力而言，确实为他带来了盛名，也为他带来了高额版税。

　　有学者分析认为，在新知识分子的产生过程中，最近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中国加入世贸组后后，受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热”的推力，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高水准的跨国公司工作；另一个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社会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增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进入文化产业，而新兴的以媒体、设计、艺术等为主干的创意产业，正吸引着大量的创造型知识分子。

　　有调查表明，目前，外商独资、外企办事处提供的白领年薪最具竞争力。而白领的薪金随学历增高而增长，其黄金分割线在MBA阶段，工商管理硕士们的薪金遥遥领先，甚至高于博士。

　　一般认为，时下，薪水最高的是那些工作10年左右，手里拿着MBA文凭，在IT业、银行、保险、证券、投资、专业服务领域（律师、会计师）工作的白领们。

　　2005年上海收入最高的五大行业是：金融业、咨询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业、快速消费品业、能源化工业。排除某些行业一定的垄断因素，这也确是高学历人群向往和云集之处。

　　对社会的良性示范

　　在热闹一时的文人经商、教授下海等的浪潮中，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一些知识分子丧失了固有的道德，其行为扰乱了经济和人文秩序，这需要人们警惕。

　　另外一方面，也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去与商业结盟。他们中的许多人，仍默默地坚守在象牙塔中，做那些在他们有生之年也不一定能看到现实回报的基础工作。这对于文明的传承和进步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家的扶持是必须和关键的。

　　也理应看到，新型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新形势下，一旦找到一条良性的财富路径，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良性示范意义。而大众也会以知识分子的收入来观察社会对知识的态度，并且也以市场需求来判断知识的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对国家形成竞争力和创新力，是非常重要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度，人们用这句话来形容市场经济下被边缘化了的部分知识分子。但是，如今，不再尽是这样了。

　　新知识分子创造财富，而财富的积累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建立经世济民或者探究终极的新学问。掌握了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新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

　　“财富知识含量的增多会直接导致富人结构的变化，商界的新知识分子和传统的大老板不一样，他们对生活方式、对社会发展的看法都有独到之处。”李春玲认为，“他们追求品位，而少炫耀式的消费，精神上更倾向于理性、宽容。这样的新面貌会为中国正处在上升的人群带来示范作用。”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认为，根据世界知识分子变化一般现状和调查得出的有关结论，可以推测中国知识分子未来的可能走向：

　　其一，市场选择将成为知识分子职业获得的决定性方式。

　　目前，人才的市场竞争已经成为人们择业的决定性方式。与国家公务员不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成为具有不同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群体。从上世纪90年代起的10年间，大约有22%即20万人从国有单位部门走出来。

　　其二，知识分子成为专业领域中的专家，知识成为获得物质利益的基本前提。

　　知识分子从事的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工作，并具有专门从业资格。他们获得了属于他们的专利和高出其他人的经济收入，其职业地位因此得到社会的肯定。

　　其三，职业知识分子是“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调查，在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中，约40%的人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或更高，加上拥有房产，把他们视作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是名副其实的。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现状满意、对社会稳定有强烈要求、看问题和处理事务态度等，都表现出一种普通的“稳重”状态。因为他们是当前社会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受益者，因而是保持目前社会稳定运转的“螺丝钉”。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15%到20%之间。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收入相差还比较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群人的比例在经济发达地区正迅速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稳定、深入地发展，人们有理由期望中国中产阶层快速崛起，这不仅在一个层面预示着一个富裕时代的开始，而且，一个稳健、理性、实际和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的出现，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在21世纪走向新的繁荣。”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陆晓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