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楼风波：2003年8月，在徐建上任后不到一个月，律协经理事会同意，斥资4000万元购买位于时代金融中心的写字楼，引发冯友等多名律师的不满，认为此类大事应经律协代表大会决策。

　　罢免风波：2004年7月，刘子龙联合60余名律师，提起18项“指控”，要求罢免徐建，后经司法局调查，指控证据不足，罢免不合程序，罢免案最终无效。

　　辞职风波：在经历一系列风波之后，徐建自感心力交瘁萌生退意，于2004年底提出辞职，后经理事会多位理事挽留，徐建最后收回辞呈，直至日前顺利完成换届选举后卸任。

　　去年12月18日，全国律协首个直选会长——深圳律协首届民选会长徐建卸任，国浩律师所合伙人李淳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高票当选新一届会长，深圳律协自此完成从官办转协会自治的一个周期。

　　深圳律协在全国律协甚至行业协会自治上具有模本意义，也使深圳律协一直处在公众关注的风口浪尖上。回眸深圳律协这两年的自治历程，自首届直选会长后，买楼风波、罢免风波、辞职风波，风波不断，经历这些风波后，律协的自治也迈入一个新的里程。

　　“协会自治就是一把双刃剑”，经历买楼、罢免、辞职三场风波后，于上月18日卸任的深圳律协首届民选会长徐建感触颇深。他在点燃这场改革大火的同时，也感受到“引火烧身”的阵痛，任内的三起风波使他饱受煎熬。

　　律协新章程严谨有力

　　与以前不同的是，深圳律协的“娘家”——主管单位深圳市司法局并未插手，除了必要的关注和指导外，司法局几乎“袖手旁观”，“放任”律协自己来管好自己的“家事”。

　　买楼风波的背后是中小律师所民主声音的诉求，也反映出深圳律协有关制度尚待完善，如财务预决算制度，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罢免风波直接针对会长的监督程序，以及罢免议案的提起，这些同样在章程中未予明确。

　　“在官转民之前，章程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但在实行自治之后，章程就是律协的‘宪法’，变得至关重要。”民间智库“因特虎”负责人老亨如此认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也认为，唯有严格的运作程序方能保障直选的成果。

　　这两场风波使深圳律协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明显暴露，经过八易其稿并到香港取经，在2004年8月27日举行的深圳市第四次律师代表大会上，深圳市律协新章程以80%的得票率获得通过。

　　与原来的章程相比，修订后的深圳律协新章程对律协内部权力架构作了更为完善的设定，进一步扩大了会员的民主权利，强化了对管理层的民主监督机制。

　　新章程中专门设立了监事会，作为律师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监督机构，监督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履行职责的情况，以及提议召开临时律师代表大会等。监事会的设立，使律协的监督程序得以完善。在律协的这次换届选举中，也经选举产生了监事长和监事。

　　买楼风波中暴露出来的决策程序也在新章程中得到体现，新章程将原由理事会行使的两项权力赋予了律师代表大会：律协的财务预、决算报告以及会费收缴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决定权不再由理事会行使，而是改为由律师代表大会审议表决和制定。

　　通过罢免事件，对会长罢免程序也在新章程中予以规定，明确了提起罢免的七种实体条件，同时规定了处理程序，即罢免提案先送达律师代表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并提出意见，再交大会主席团审议后就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

　　新章程规定，在会长代表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未获得律师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时，大会主席团应征询律师代表的意见，要求理事会作出解释和说明，再次进行审议表决。如仍未通过，全体理事会成员包括正副会长应即时辞职，由当届监事会代行理事会职责。

　　会长委屈背后的责任和公心

　　“我给自己打80分。”经历三起风波顺利卸任后的徐建自我评价时说。对于辞职风波中徐建的百般委屈，“老亨”认为：“徐建的委屈反映律协在从官办转向自治初期，需要作出一些个人牺牲，需要真正想为会员服务的人来做。”

　　在李淳竞选新任会长时，还作出惊人之举：他当场宣布两年内不会以代理人身份参与诉讼工作，并将律师执照交给市司法局律管处封存。

　　会长究竟由什么样的人来当？在高薪聘请职业管理者目前并不现实的情况下，无论是徐建还是李淳，都是以个人牺牲的代价来换取律协的发展。为尽可能地规避这种不合理性，律协新章程将会长任期从三年缩短为两年，同时规定可以连选连任不超过两届。

　　“现在回头来看，这些风波无论对我还是深圳律协，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2005年12月20日，卸任后的徐建说。

　　“虽然这两年酸甜苦辣百般滋味尝尽，但想到自己一手点燃改革这把烈火，并且越燃越旺，自治的闸门一旦打开，如今谁再想挡住已不可能，两个字：值了。”他不无欣慰地说。

　　这场“大火”现在的确越燃越旺，会长之职八人相争，23个理事职位也有52人角逐，最终李淳以十项承诺打动律师们，向他投出119张信任票。

　　频发风波并不意味着失败

　　但对于重庆有媒体因风波不断而认为这是“深圳模式”的失败，无论是徐建本人还是长期关注深圳律协的专家都不认同。深圳智库“因特虎”负责人老亨认为，在律协从官办走向自治过程中，发生这些风波并不意味着失败，反而说明深圳律师群体民主基础较强，也正是在这些风波的冲击中，深圳律协沿着自治的轨道走向成熟。

　　媒体的评论也认为，这些风波不应看做是协会自治缺陷的暴露，恰好相反，它正好体现了自治的优越性。如果律师协会能够率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水土”的治理之道和运作模式，无疑对于其它民间行业协会具有相当大的“示范意义”和“普法功能”。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也认为，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次我国官办民间组织向真正民间组织转型的探索，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他指出，转型中的民间组织，要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治理结构、财务制度等，逐步树立公信度。（记者张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