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远见穿越艰难时世

　　对汪道涵这一代人来说，有两件事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其一是使国家在军事上能够自保，免受掠夺；其二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地位。他的选择，与此高度相关。

　　撰稿／汪 伟（记者）

　　1915年，一个起名汪导淮的男婴出生了。这个降生于大时代的孩子，就是后来居功至伟的汪道涵先生。

　　公元1915年，是中华民国四年。即使对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一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河南项城人袁世凯这一年56岁，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2月被“拥戴”为皇帝，改元洪宪，82天后下台，不久郁郁病死。辛亥革命缔造的中华民国，自此陷入军阀政权次相交替的年代。

　　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这一年还不到50岁，正在日本流亡。这一年10月，他和26岁的宋庆龄在东京结了婚。

　　这年夏天，36岁的安徽怀宁人陈独秀从日本匆匆回国。9月他在上海的法租界里出版了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这本后来易名为《新青年》的杂志，数年后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从此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风云人物为1915年这个年头增添了色彩，普通人的人生则支撑了这个国家的基础。陈独秀的同龄人汪雨相正在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做老师。这个职位是陈独秀推荐的。

　　陈独秀的这位朋友兼同乡曾是安徽嘉山的秀才。和过渡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汪雨相熟读儒家经典，爱好传统诗歌，但是目睹国家风雨飘摇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参加一场颠覆古典生活的革命。 汪雨相曾经赴日本留学，在那里结识了孙中山等人。留日学生大多成了革命党。汪雨相也不例外。他在日本成为了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但从他后来的经历看，和他那些屡挫屡战的革命同志相比，汪雨相的理想主义和坚韧更多地表现在他对教育的热衷上。他几乎穷其半生，都在孜孜追求达成他教育救国的梦想。

　　1915年对汪雨相来说很不寻常。这一年，他的长子汪导淮出生了。这一名字包含着汪雨相“治理淮河”使人们不再遭受水患之苦的意愿和决定。后来，1937年夏天，已经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汪导淮，为了活动方便，不暴露自己，遂改名汪道涵。

　　汪道涵的选择

　　汪道涵出生后4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个事件变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过了这道分水岭，汪道涵得以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满足求知欲。他在父亲创设的明光私立小学完成小学教育，旋赴南京读中学，后又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机械和物理。他从父亲那里获得了中国儒学典籍和经典诗歌的知识，却不用像他的父亲曾经那样，要凭此到庞大却已经衰落的文士体制中寻找安身立命的所在。

　　然而，这道分水岭同时又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它为汪道涵和汪雨相的命运找到了奇特的一致性：黯淡的国运先是把汪雨相这个乡村秀才变成了一个革命者，飘摇的时代又把汪道涵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谈及这段往事，一位和汪道涵渊源颇深的经济学人士不禁感叹说，“两千年的制度被推翻，半个世纪里发生两次革命，对这么悠久的文明进行如此严厉的审视，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而汪雨相父子，正是“半个世纪里发生两次革命”的亲历者。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很容易变得左倾。”洪文达说。这也是解释汪道涵的政治选择的重要理由。

　　生于1923年的洪文达，1950年代曾与汪道涵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共事。1980年代，洪文达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期间，又与汪道涵有诸多往还的机会。

　　中国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中受制于人的屈辱，几乎成了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1920年出生的史学家唐德刚写道：“回忆笔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沸腾情绪，亦正如‘二十一条’之时也。我记得国文要我们背诵陈布雷为蒋介石所撰的《告国民书》：‘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汪道涵1932年考入上海交大，1937年，他与身为同盟会元老的父亲曾共赴延安，被安排在陕北公学学习，自此变成职业革命家。

　　本民族在世界格局中的受挫情结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的视野。那位接近汪道涵的经济学人士认为，“作为这个民族的优秀年轻人，汪道涵接受过很好的中西文化的教育。到了他自己主持管理国家的时候，始终不忘记将中国和世界进行比较；始终不忘通过学习，使自己有一种应变的能力。”

　　他认为，对汪道涵这一代人来说，有两件事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其一是使国家在军事上能够自保，免受掠夺；其二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地位。20世纪的两次革命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梦想。汪和他的同时代人所做出的政治选择，与此高度相关。

　　中国在抗日战争10余年后，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对民族自信心有大幅的提升，也使汪道涵这代人的第一个梦想得以实现。

　　而改变中国的经济地位，耗费了中国人更多的时间、智慧和精力。一位经济学家评价说，“文革”后国门重开，汪道涵这一代人在人生晚年投入市场经济，再次面临国际竞争时，面临着资金、资源匮乏、国民教育程度低的缺陷，并且没有先例可循。他认为，汪道涵这一代知识分子知识储备好、学习能力强，汪本人更是一直走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冲突的前面，压力让他们不停地学习。他提到自己与汪道涵本人的接触后不禁感叹道：“汪老这一代人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他们谈市场的时候，有我们不知道的心路历程。”

　　“他们有理想，但是非常尊重现实。他们辛苦地出国一看，他们追求的东西，在国外实现了。”这位经济学家说，最后他们选择了“相信人民的智慧和积极性”，“和打仗一样，把人多负担重变成了国际竞争的优势。这在西方理论上是看不到的。”

　　1978年，复旦大学筹备世界经济系，洪文达是筹备者之一。1980年，汪道涵从北京到上海，出任这个特大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等职。汪道涵对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这个新兴的、主要研究国外经济的系科表示了有力的支持。世界经济系后来一度成了全国最难考的系之一。而汪道涵与上海经济学界的积极互动，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点。

　　不间断地学习，已经成了汪道涵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在他主政上海时，几乎所有接触过汪的经济学者，都无不吃惊于汪道涵对经济大势的一贯敏锐和孜孜不倦的求知欲望。

　　这段时期也是上海历史上不折不扣的艰难岁月，同时又是改革的呼声空前高涨的时代。农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和城市就业危机几乎困扰着所有的城市。最后老百姓自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农村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而城市就业的解决办法与此庶几类似：一反计划经济下生产活动产销计划的思路，许多集体工厂甚至街道小作坊吸纳了人数众多的失业者。这些企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都不在计划经济的计划范畴之内。作为支持，政府给这些就业者一个集体编制。

　　1980年5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仲礼被评为上海市劳模，第一次在表彰大会上见到了汪道涵。他和汪道涵同坐在主席台上。4年后，张仲礼被聘为上海社科院的副院长，聘书上签着汪道涵的名字。他记忆中，198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座变老了的城市。时光侵蚀了那些著名建筑的外立面，城市的天际线和交通与数十年前并没有太大改观。工厂见缝插针地建在居民区里。居民则见缝插针地生活在逼仄的空间中。城市中的水道污染严重，食品、工业原料和能源短缺，大批返城的知青需要工作……而汪的压力在于，“中央没有政策和资金支持上海”。

　　198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改革，国家的经济战略已经清晰可见：要调动行政动员不了的社会资源，除了要调动国内资源，还要吸收国外资源。

　　2005年出版的《江泽民传》中说，刚刚出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向刚刚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谷牧推荐江泽民。江泽民后来成为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和秘书长。美国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江泽民最终推动人大通过了特区计划。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中央对广东和福建实行“定额上缴”的财政大包干体制，广东则相应对全省各级实行“分灶吃饭”的新财政体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大战略的一部分，上海则维持大局，仍然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到1983年，广东的自留财政显著增长，改革的效应在地方政府已经明显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重镇上海的发展速度却连续几年低于全国平均速度。

　　上海与广东已经出现了落差：这不是地域性的，而是时代性的。广东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时期，而上海不得不停留在纯粹的计划经济时代。

　　这些问题让上海非常关注。当时的财政体制引起了上海经济学界的年轻人们的情绪反弹。张仲礼说，因为政策的限制，与经济改革在南方取得的成就相比，上海背着沉重的包袱，作为稳定的基石，上海实际上在为整个国家经济改革计划承担代价。但在当时的年轻人看来，上海似乎眼看要错过难得经济改革的时机。这让汪道涵的压力很大。

　　汪道涵经常组织研究人员和学者们开会，听取他们对形势的意见。在1980年代，汪道涵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他的私人朋友之间进行意见交换的频繁程度，令人吃惊。无论是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洪文达、张仲礼，还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如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军，无不对其广泛吸收意见的作风印象至深。

　　某投资公司的总经济师当年曾作为上海的研究人员随团考察深圳，并在返沪后向汪道涵汇报。“他很关心深圳的情况怎么样，深圳的下一步怎么样，上海有哪些可以吸收的地方”，这位1949年出生的中年人说，汪道涵主政期间在上海做了一系列试验，包括引进汽车和飞机制造产业。用香港中文大学授予汪道涵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赞词说，整治苏州河、率先建立环保局、创设众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上航、引进四大外资宾馆，都是汪在任内的建树。

　　“对他主管上海经济时的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的压力很大。”这位总经济师感叹说，“能度过那个艰难岁月，汪老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江泽民传》中则说，1984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完深圳后来到上海，发现两个城市的反差惊人。”邓小平说，下次来上海，希望能看到大变样。后来他则自我批评说，没有把上海列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批经济特区是他的责任。

　　这一年汪道涵69岁了。已经到了要退休的年龄。后来他接受《江泽民传》的作者采访时说，“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万里副总理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从上海市长任上退下来，汪道涵还有上海市政府顾问、上海经济区规划办主任、中顾委委员等身份，1991年，76岁出任海协会会长。

　　他仍是出名的喜欢读书。关于他晚年读书、买书、推荐书的故事，至今在上海坊间流传。

　　汪道涵的气质

　　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汪道涵法学荣誉博士学位，由中文大学教授金圣华撰写的赞词说：

　　今日的上海民物丰盛，风貌繁华，行走在大街小巷中，只见夹道的梧桐，丫杈交错，绿叶成阴，但觉心旷神怡，悠然自得。抚今思昔，使人不由得不想起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百废待兴，经市长汪道涵先生整顿市容、力行改革，始踏上康庄大道。

　　这份赞词说，汪道涵1980年代初主政上海，“制定方针”和“引进技术”的成绩瞩目，并尤其称赞汪“目光远大，洞悉先机”，因为他“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应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理念”，并“首先开放论坛”，邀请市民和邀请海內外专家学者共商良策。以至于浦东开发和世博会这两件上海发展中的大事，在19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谋划。

　　张仲礼回忆说，浦东第一次作为上海的一项发展战略被提及，是在1984年。这一年，上海社科院刚承担了一个题为“上海的发展战略”的国家项目。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和世界所参与完成了一个19章的报告。也正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沪调研上海发展的意见。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汪道涵主持完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其中提及了浦东开发。

　　汪道涵显然花了很大的力气考虑浦东开发的问题。他担任上海经济区规划办主任的时候，也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在这个问题上。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开始，上海的经济面貌为之一变。2005年，国务院再次确定在浦东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其时，距汪道涵卸任上海市长正好20年整。

　　一位上海的经济学人士如此称赞汪道涵：“在制度选择上，他有自己的比较和考虑，在主政的时候要进行协调。即使有相当大的分歧，还要保持团结，很能够平衡，而且知道改革的底线在哪里。而对人的理解和体察之深，是他可以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前提。”

　　上海学术界在1980年代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同样在后20年中不断收获成果。一位学者评价说，1980年代上海的经济学界最擅长“外资、金融改革和城市经济研究”，这不仅影响到上海今天的学术格局，上海1990年代的发展也与这3个问题高度相关。

　　1980年代，洪文达曾帮助一位在学术活动中有精彩发言的学生到英国去读书。这个学生就是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军教授。汪道涵主政上海时，他正在复旦大学读书。

　　“我读大学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中国已开放，但意识形态和经济思想还是‘文革’时代的延续。上海作为计划经济的重灾区还没有恢复元气。”张军回忆说，汪道涵却在此时给人一种新的印象。“他完全改变了中国高官的一贯形象。充满了学者气质和理论气质。”

　　张军1980年代对汪道涵的感受，与他的老师洪文达30年前初遇汪道涵时如出一辙。

　　1950年，洪文达离开复旦大学的教师岗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出任财委主任曾山的秘书。汪道涵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主要工作是接管国民党政府在华东的国有企业。

　　接管华东工业显然是件很困难的事。洪文达说，建国之初，由于华东区是经济重镇，正是用人之际，但党内熟知现代工业管理的人才缺乏，工作殊不容易。

　　在他的记忆中，汪道涵以“熟悉情况”为理由，起用了一大批国民党人才。他对其中一位中央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印象尤深。此人是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能力很强。当时局面初定，上海的政治经济环境复杂，汪道涵此举并非毫无风险。某些人事安排似乎也曾有不同意见。但据洪文达的观察，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期间，30多岁的汪道涵可谓长袖善舞，将各方关系处理得很好。

　　而给26岁的“洪秘书”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汪的儒雅气质和渊博。洪文达被这个大自己8岁、“满脸笑容、很儒雅、从不跳脚、从不着急”的高级干部身上的“大知识分子风范”所折服。

　　1980年代中期，洪文达出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请汪道涵担任兼职教授。这使张军有机会在学术研讨会上见到汪道涵，并听他就上海的经济问题发言。

　　“汪先生每次演讲的时间很长，都是一个小时以上。谈上海市的经济情况和上海经济区的情况，理念都很超前。”张军说。汪道涵曾提到浦东开发开放和中国沿海14个城市的开放问题。后者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有象征意义：中国改革是贸易推动的，而计划经济则远离沿海。这些问题今天看来与常识无异，在当时却十分新鲜。

　　张军对汪道涵当时谈到的上海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印象极深。“当时浦东开发还没有提上议程，上海经济还没有开放，最大的问题是纺织产业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十分痛苦，因为有很多职工要安置。”张军回忆说，“在汪道涵市长任内，倡议进行了多次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研讨，讨论上海的产业结构怎么调整，纺织业怎么退出。当时提纺织业退出，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那么多人就业，怎么能说退出就退出呢。”

　　“汪先生的观点比较开放。”洪文达评价说，“越是理性的人，越是懂一点东西的人，越是开放。”

　　1990年，中国五市长代表团访美，朱镕基任团长，汪道涵任顾问。另有一个学者代表团随行，洪文达即在其列。这是一次艰苦的访问。汪道涵让洪文达叫他在美国的学生来与他见面。汪道涵在公务之余与他们谈天，“一谈就是半天”。洪文达感觉到，汪道涵急于了解美国怎么看中国，西方的学术界怎么看中国。

　　“对西方的经验和理论，他们也听，也尊重，但是不迷信。”一位学者评价说，汪道涵这一代人是中国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同时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这一代所谓“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正纷纷逝去。2005年就有辜振甫、荣毅仁、宋任穷、芮杏文、费孝通、巴金逝世、任仲夷、启功等等接踵而去。一位评论家感叹道，上一个时代的背影正远离这个国家，新时代则已经开始许久了。

　　或许正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