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5年12月30日那天，当孙英杰的父亲孙凤有突然改变口风，对媒体说出“我们的钱一分没少”后，意味着吵闹了许久的“奖金风波”画上了句号。但在这件“奖金事件”结束的同时，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却摆上了桌面，那就是谁来监管教练员的权力？在家长式管理仍旧蔚然成风的中国竞技体坛，又有多少运动员真正在金钱利益上与教练分清了彼此，又有多少运动员能够实实在在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

　　在体育明星越来越受瞩目的今天，在责权利越来越明晰的今天，仍有不少运动员被教练蒙在鼓里。教练对运动员有知遇和培养之恩，但一码归一码，为改变命运奋力拼争的运动员们，对自己的钱包却应该有着绝对的知情权和支配权。通过本报记者对几位圈内人的采访，不难发现教练克扣队员的收入的现象，在体育圈内早已见怪不怪了。

　　一名省队教练承认——“以前确实截留过队员的钱”

　　本报记者 郭剑

　　“那时候没人管，大概每年我们从一个运动员身上，能省出几千元钱吧”，某省武术队一位教练承认，若干年前，他们教练对于队员的训练津贴和奖金，确实存在私自支配的情况。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练说：“那时候的钱是地方体委每年下发，发到队里，这笔钱包括教练和运动员的日常补助和训练津贴。”

　　“其实这笔钱都是有标准的，比如说每天教练拿多少，运动员拿多少。”该教练回忆说，“但实际上，每个项目的教练都不会按照标准拿钱，运动员每年能拿到一多半就算正常。比如我手下的十几个运动员，每个月都应该有1000多元，但我发钱的时候，每个人少给100元，我就多了1000多元。”“即便这样，教练也不可能拿到太多钱。因为上面拨下来的钱不多，尤其我们不是重点项目，经费本来就少。况且到手的经费还经常不够，估计上面发下来的时候就留了一些”，这名教练难堪地说，“很多教练都是这样的，当时不觉得有多过分，因为我们当教练的很辛苦，比运动员操心多了。要管好多人的吃喝拉撒带训练，要花很大精力，可是我们的规定补助，比运动员多不了多少。”

　　在体委领导下的体工大队体制中，教练就相当于运动员的第二家长，因此在潜意识中，教练并不会保证运动员拿到该拿的每一分钱，而运动员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钱被教练截留意味着什么。“当时运动员也不会找过来说我少了多少多少钱，他们自己也知道，本来钱就不多，而且我们也不会分给自己很多钱而只分给队员很少，我们关系很亲的。至于比赛奖金，说实话，我们这个项目全国冠军的奖金最多也就是几千块钱，回来队里吃个饭庆祝，队员给教练买点烟买点酒什么的，也就没什么了。”

　　按照这名教练的说法，最近几年，无论是体育局领导还是教练员和队员，经济头脑都大有长进，有很多规定的出台就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利益，“现在我们这里大家都是各挣各的，不存在我们教练分配奖金的问题———而且现在这种政策我们已经比绝大多数运动员挣的要多。”

　　“现在就是单独奖励，每人一个银行卡，奖金直接进卡，没有运动员把卡交给教练保管的情况，小队员的卡都是在家长手里”，该教练说，“另外现在运动员的奖金也不会再分成了。比如刚结束的全运会，我们省一块金牌奖励是15万元，由省政府财政厅直接发到运动员银行卡里，除此以外教研组还会拿到15万元的奖金，这钱就是给教练们分的。就是说如果我队里有两块金牌，我们几个教练就能分30万元，再加上其他的奖励，我觉得这种规定大家都合适。”

　　本报北京1月4日电

　　一名即将从某市游泳队退役的运动员说——

　　“教练至少克扣了一半收入”

　　本报记者 慈鑫

　　18岁的董芳（化名）即将从南方某市游泳队退役，今年夏天她将报考北京或上海的体育学院开始大学生活。

　　由于在全国比赛拿过前8名，董芳考上体育大学的前景一片光明。不过，家境状况并不好的董芳对于四年的大学学费仍有顾虑，因为她的全部积蓄仅够支付大学一年的学费。

　　3年前，还在东北某省省体校练游泳的董芳被她现在效力的这支南方某大城市市队相中，董芳在更改了包括户口在内的诸多材料后，投身到南方。“这里的待遇比我在东北时好很多，伙食、住宿、训练条件都比那边好，工资、津贴等收入也比那边高不少。”董芳说。

　　由于比赛任务比较多，董芳这三年的总收入有3万多元，不过，除去日常花费之后，董芳实际储蓄下来的只有1万元左右。“我知道，我的教练截留了我的比赛奖金、训练补助，但我不知道这部分钱到底有多少。”董芳似乎有些怨气，但她又无奈地表示，“教练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怎么能跟他算这笔账呢？”“只是我的家境不太好，所以我还是比较在意‘钱’的问题，我估计，教练至少克扣了我一半的收入。”

　　董芳的工资、津贴等收入每个月大约有600元，这些钱因为是明示的，所以教练并不会过问。“主要是训练费、营养费和比赛奖金。这些钱都是队里发到教练手中，再通过教练给我，教练说多少就是多少，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上面实际下拨或发放的数额。”

　　董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前一年的省运会，董芳当时拿到了一个第一和一个第三，“据我从队友那得知的消息，市里面后来给每位冠军运动员都发了两万元，第三名应该也有1万元。但我从教练那总共只拿到了1万元。”“这个比赛虽然不是全国比赛，但因为省里、市里都很重视，因此这也是我这3年来能获得最高奖金的比赛，但我也只拿到了1／3。这几年，其他的大大小小的赛事，市里、队里或赛事方给的奖金肯定也被教练或多或少地克扣了，我本来指望这些钱能给我的未来打个基础，让我退役后的生活能够多一些保障，但现在都成了空想。”董芳有些伤感地说。

　　“十运会我没有参加，因为在省里落选了。十运会后我决定退役，一是因为我的水平已经到了极限，二是因为后面又有更年轻的队员选拔上来，比起他们我更没有优势可言，我现在不主动退役，也很快会被队里要求退役。退役时，也许队里还会给我一些补助，但我不知道我能拿到多少。从我6岁学游泳开始，到我18岁，除了游泳我没有干别的。整个青春，我都给了游泳，游泳最后留给我的就是这1万多元的积蓄，和一个体育大学的入学资格。”

　　“我不是想抱怨，我只是觉得我的付出太多，回报的太少，而自己却又无力改变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本报北京1月4日电

　　明知收入被克扣的小李反问记者——

　　“还能管教练要钱吗？”

　　本报记者 郭剑

　　李英（化名）今年19岁，一直在省田径队训练，但成绩并无过人之处，还从没有达到过进入国家集训队的水平。“出不来成绩，也不好再跟着省队练了，该想办法退役了。”小李叹着气说。

　　“到现在考虑退役的时候，真的觉得心凉，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两手空空，什么也不会。全中国练田径的运动员，有几个有钱的？我们小时候来队里的时候，教练说了，运动员就是来吃苦的，别想挣钱的事。”

　　李英说：“小时候想过当全国冠军、当世界冠军会有很多钱，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就像教练说的，别想挣钱的事。”

　　实际上，在中国竞技体育场上，李英这种运动员随处可见———他（她）们最好的学习时光都交给了训练场，但激烈的竞争使得这些人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对这些运动员来说，练体育的这些年，将会成为生命中一个尴尬的包袱。

　　“我们也知道，不出成绩就挣不到钱，可是练了这么多年，好像一分钱也没有似的，特别是前些年。按说我们有训练津贴，可是这些钱不直接发到我们手里，而且发下来也没有多少，根本不够花。比如说按规定我们每月能补800元钱，但拿到手里可能就600元或者更少，队里说是买营养品或者补到什么地方了，从来也没有公开过。我们买零食都不敢买贵的，别说化妆品了。不过自己也没想太多，因为只要不用家里人再为我们花钱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能奢望挣多少钱去回报家庭？”

　　“跟教练要钱？谁想过啊？！再说了，就算有时候觉得冤了，谁敢管教练要啊？惹了教练，肯定有一大堆的苦头，教练根本就不管我们该拿多少钱，都是他安排谁拿多少钱。平时听话的，会哄教练的，可能就比不爱搭理人的多一些，这都是很正常的了。”

　　“其实队里有时候几个小姐妹聊天，都特烦，觉得当初走错了路，怎么就练了田径？”李英说，“苦就不说了，每天就是力量训练，专项训练也特枯燥，就那么几个动作，一年365天，恨不得每天都要练。偶尔有空，我们几个队员出去逛街，看见我们这么大的小女孩，特别是背着书包的，心里都觉得很羡慕。”

　　本报北京1月4日电

　　一位现役运动员谈到费用时说——

　　“教练拿走一些也很正常”

　　本报记者 慈鑫

　　常年在东部某经济发达省份体育学院训练的拳击运动员刘正（化名），其运动员身份的实际注册地却在西部某经济欠发达省份。刘正是交流到西部的运动员，其目前的训练费用、补贴等收入均由西部某省承担，他的任务也是代表该省参加国内各类赛事。

　　刘正似乎很清楚教练在克扣自己的训练费用、比赛奖金等，但刘正对此并不在意，“大家都是这样，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相比起学校里的很多同学，像刘正这样的现役运动员往往经济上要阔绰很多，“吃、住基本不用花钱，每个月还给几百元的零用钱。比赛期间还有额外补助，比赛后还有奖金，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除了训练比较苦之外。”谈及此，刘正颇有些得意。

　　但刘正对所用的“费用”来源、走向却茫然不知，刘正说一切都是教练包办的，自己没必要再费神去了解。西部那个省到底给了自己多少补助，每次比赛之后比赛奖金到底有多少，刘正毫无概念。

　　但刘正却记着教练的一句话，他说，“教练说的很对，我们只要认真训练、好好比赛就行了，别的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操心多了，还会影响成绩的。”“何况，教练拿走一些也是正常的啊，你看我们平常吃的、喝的有多少是自己买呢？还有，教练为了培养我们，付出的心血也很多啊。”

　　其实，刘正曾经就训练费用询问过教练，那是在刘正刚被交流到西部某省不久。当时西部某省的体育局打电话问刘正当月的补助总计900元是否收到，但刘正只拿到了400元。教练的解释是，买营养品用掉了。刘正也没把这次经历放到心里，他说，“我知道营养品也用不了那么多钱，不过，我又能对教练怎么办？教练待我不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

　　有意思的是，从此以后西部某省的体育局再也没有就费用问题找过刘正，刘正除像全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奖金是直接从省里拿之外，其他的所有费用都是由教练转交。

　　最近，刘正得知消息，说学校很可能会为像他们这样的学生运动员设立独立的账户，但是不是所有的费用都从这个账户走，教练会不会向自己的学生要求控制这个账户，目前都还很难预料。

　　本报北京1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