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门前。
时年86岁日本老兵东史郎虽败诉而无悔:“我活不了几年了,不想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2006年1月3日,东史郎病逝。
60多年前,他与其他侵华日军一样,烧杀抢掠。 60多年后,他以真实身份忏悔战争罪行。勇气和良知,界定了东史郎与那场战争的分野。
加害者·忏悔者·“卖国奴”
“我的人生前半部分是南京战,后半部分是这场审判。”从历史角度看,东史郎之于中国人民,首先是一名加害者。
1937年9月,25岁的东史郎应征入伍,编入原日本侵华陆军京都第16师团福知山步兵20团。同年12月,他参加进攻南京以及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当地军民的大屠杀。东史郎还曾经在天津、上海、徐州、武汉、襄东等地作战。
1939年11月,他因病遣回日本。1944年3月,他重返侵华战场。日本战败后,他于1946年1月回国。
在华期间,东史郎本人枪杀俘虏、侮辱妇女、抢夺粮食,同时也亲眼目睹他所在部队集体屠杀中国百姓、轮奸中国妇女等暴行。
1940年至1944年3月,他把在华期间的日记、见闻以及收集到的军中报纸、传单等整理成日记。1987年,东史郎公开战时日记,忏悔战争罪行。
“杀人这件事不道德,那恐怕是一种感情动荡的结果吧,日本军国主义那个时候彻底支配了我们。”1999年,东史郎来华参加中央电视台访谈节目《实话实说》,详细描述了自己连杀3名中国人以及参与屠杀500名南京“安全区”内中国百姓的行径。
1987年至2004年,东史郎7次到中国取证、忏悔。在中国人心目中,东史郎的形象,定格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灰色巨型石碑前、“遇难者300000”黑色大字下,一名黑衣老人双手合十,长跪不起,白发随风舞动。
据陪同者回忆,东史郎初次访华时,见到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鞠躬,一天鞠躬累计三个多小时。
1993年,东史郎日记中提及的“战友”桥本光治以“记述不实、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作者。东史郎由此惹上官司,并在日本法庭以失败告终。
日本一些媒体1月4日以讣告形式发布东史郎去世消息。大多只有寥寥几句,篇幅最长的是《朝日新闻》,介绍东史郎身份时用“作证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士兵”。
《每日新闻》发布的讣告不足100字,称东史郎为“告发原日军野蛮行径的作者”。
右翼报纸《产经新闻》用“出版南京事件著书的原日本兵”称呼东史郎,继而回顾他因写书成为被告的经过,没有提及到中国谢罪一事。
与此同时,一家访问量颇高的日本个人网站把东史郎列为“卖国奴”。
中国知名国内孤独
东史郎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在日本。
几份日本报纸当时报道了东史郎案败诉结果,再无后续。直到东史郎1999年参加《实话实说》节目,日本《产经新闻》驻京记者才以一版篇幅报道了访谈内容,但对东史郎持批判态度。作为观众参加《实话实说》的日本在华留学生水谷尚子在日文杂志《世界》上撰文质疑东史郎。同一杂志后来又发表批驳水谷尚子的文章。东史郎就此同步进入中日大众视野,但日本民众总体而言对他仍旧陌生。
日本右翼势力对东史郎却不陌生。1987年7月7日,东史郎与其他两名侵华老兵在京都首次披露南京大屠杀战争体验。随后,东史郎接到100多个抗议电话,还收到夹带子弹头的恐吓信件。第一个电话来自一名女性,大骂东史郎“亵渎英灵”。对另一些电话,东史郎耗费几个小时加以解释。
东史郎访问南京、向中国人谢罪的消息传回日本,他所在第3中队“战友会”开除了这名老兵。
右翼分子把宣传车开到东史郎家门口,用大喇叭施放噪音,投掷“发烟筒”,一度弄得他家屋内浓烟滚滚。
“俯仰天地问心无愧”。1998年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东史郎上诉后,东史郎打出这样一条字幅。
中国媒体对东史郎的态度截然相反。1999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五卷《东史郎日记》,内容为东史郎个人日记的一部分,篇幅超过日文版《我们南京步兵队》。同年6月,日记第三次印刷,加印150030册。东史郎出现在各大报纸、大学讲堂、书店见面会、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得到欢迎和声援。南京为他开辟声援网站。
日本右翼势力打压下的东史郎,需要中国人民的支持。他频频访问南京,在南京庆祝自己的88岁生日。
1999年4月18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分上、下两次播出东史郎及其后援会参加的讨论节目,题为“战争的记忆”。
东史郎去年一度病危,病榻上还惦记着要到中国作“最后一次谢罪”。
接待过东史郎的中方人士说,右翼势力打压下的东史郎,“真的非常需要中国人民给他支持。”
平凡生活不屈精神
从日本首都东京乘坐新干线和急行电车,6个多小时后可抵京都府蜂山;再行车半个小时,可达晚年东史郎居住地,一个只有4000居民的小镇间人。60多年前,那里有600多人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炮灰。
东史郎家是一座沿街建起的典型日式两层住宅,屋后不远处是日本海。
东史郎出身富裕的造酒世家。他中学毕业后就读于福知山市立命大学,一年后因父亲过世辍学返乡。
东史郎酷爱写作。侵华战争结束时,他积累了一本本从军日记,记载了他身为士兵的所见所闻。他回忆说,打仗时无暇他顾,从军日记是在两场战役之间大约两、三个月休整期内写下。
“东史郎日记案”一审法庭上,原告方有30多人,被告方只是东史郎孤身一人。原告方支持者有东史郎昔日“战友”。那些人成立了“抨击东史郎之会”。原告在一审胜诉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此时的心情如同当年占领了南京”,并山呼万岁。二审胜诉后,他们又挂起“南京大屠杀捏造诉讼胜利”的横幅。
倔强的东史郎说:“如果我退却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就会被人抹煞。”三审皆败诉,东史郎声言要上诉国际法庭,并且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揭露侵华日军暴行。
东史郎晚年是当地一名小企业主,拥有一家40余人的机床厂。5个孩子已成家,分别居住在京都、大阪、东京等地。身居东京的儿子支持父亲,帮助他整理资料,把日记输入电脑保存。女儿1999年陪伴东史郎到中国谢罪。
东史郎和老伴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但那场官司牵扯了他大部分精力,生活不断遭到骚扰。
官司还耗费了东史郎大量钱财。他每天自己开车,为推销他的机床奔波。
东史郎1998年向中国遭受洪灾地区捐款1万元人民币。他说,洪水使他回忆起1938年因战争造成的黄河堤坝决口事件,当时惨景令他难忘。点评
光荣的孤独
东史郎因病3日在日本京都去世。
享年93,东史郎曾是侵华日军成员和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又是由“鬼”到人的觉醒者和侵略战争的忏悔者。
时光转入2006年,日本战败60周年纪念活动淡出。生命定格在这么一个年头,东史郎竭尽了他捍卫历史真实的心力。
在日本,依世俗判断,东史郎也许可算失败者。他把亲历的南京大屠杀一笔一笔记在日记中,半个世纪后公诸于众,七次到中国谢罪。
然而,这么一位满怀忏悔之心的老人,由不知忏悔的昔日作恶者推上日本法庭。恐吓与谩骂声中,官司断断续续打了近十年,东史郎最终未能胜诉。
但他着意告诉同胞:日本错了,错了就该忏悔。中国古谚说:“知耻近乎勇”。在他看来,只有“知耻”而反省,日本才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废墟中站立起来。
东史郎孤独。与他持有相同信念的日本人或许都孤独。远例有原《朝日新闻》记者、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本多胜一,至今在公开场合露面还得戴上墨镜;近例有在民间对日细菌战诉讼中为中国原告出任律师的土屋公献等人;还有记录“南京战”的女教师松冈环。
这些人以行动彰显正直,却被一些日本人斥为“卖国奴”。
东史郎们的孤独,是光荣的孤独。他们知耻,是勇者;另一些人或许势众,只因拒绝反省,不知耻,当属懦夫。
勇者虽逝,勇气长存,东史郎是其中之一。冯武勇(新华社供本报特稿)链接
东史郎7赴南京
198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发生50周年之际,东史郎第一次访华。
1994年8月,随日本调查团到南京中山码头、北极阁、玄武门、东郊丛葬地以及纪念馆参观。还与李秀英、夏淑琴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见面。
1997年,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首次召开,东史郎从日本飞抵南京参加并讲演。
1998年3月,东史郎把《东史郎日记》原本五册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出版中文版《东史郎日记》。
1999年4月,第五次访南京,在金陵饭店发表演讲。众多专家学者在南京为他庆祝生日。
2000年2月,到南京、北京、沈阳、上海等地作证,反省和讲述侵略历史。在南京的南京大学、河海大学、青年剧场等地作多场报告。
2004年4月,东史郎时年92岁,第7次向南京人民谢罪。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发去唁电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馆长在接到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紧急来电后,立即给东史郎先生亲属发去了唁电。
据报道,东史郎的葬礼将于1月6日上午10时举行。综合新华社、中央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