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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徐根方”三个字今年成了支教志愿者的代名词。那张牵着马跋山涉水自费为学生买菜的照片，感动了四川，感动了浙江，也感动了中国。
如今，他回来了。带回了学生亲手叠的一千只千纸鹤；带回了腿上碗口大的伤疤；带回了团中央颁发的、浙江省支教西部者中惟一一枚2005年度“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奖章”，全国37人获此殊誉；同时也带回了满腹忧愁。
他坐在记者跟前，皱着眉头说：“我羡慕《一个都不能少》与《美丽的大脚》。与这两个故事的完美结局相比，我的支教生涯其实并不圆满。”
12月29日中午，踩着2005年的尾巴，在湖州平湖职业中学的教师办公室，记者第一次见到徐根方，照片上瘦削的脸庞在现实中圆润了不少。“回来3个月就重了5公斤，估计是在西部两年苦惯了，环境稍好点就特别容易胖。”徐根方憨憨地笑。
追忆：我去了牵马买菜的地方
步行8小时去上学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洛觉区德溪乡双龙坝中学的孩子们到底有多苦？主动请缨前往的徐根方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那儿的路仍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公路是从半山腰硬生生开凿出来的，行在路上，耳畔充斥着悬崖下金沙江汹涌澎湃的声音，泥石流更是家常便饭；通往学校的山间小道则应了鲁迅的话——“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近60度的坡度让人上山容易下山难，哪怕是当地的老农每走两步也得找棵树做支撑点。
徐根方任教的中学总部设在高山上，学生们的家则遍布于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山区。为了上学，许多孩子必须在这样的山路上步行8小时，即使凌晨一点从家里出发，到校时也已经10点多了，所以学校不得不以两周为一个单位时间安排课程，连着上10天课然后休息4天。5角钱一碗的凉粉在学生们眼里已是奢侈品，因为大多数当地村民的每户月收入不过百元，一角两角的毛票都被当作大钱来用，以至于徐根方当时随身带去的500元在第一个月毫无用武之地——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在当地根本兑换不开。最后他一直跑到江对岸的云南集镇上，才解决了“百元大钞”问题。
隔着墙壁握手
为了方便学生上学，高山上的中学总部前几年在江边建了所分校——双龙坝中学，那就是徐根方耕耘了两年的地方。
校舍依稀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学留下的旧房子，木梁土瓦，墙壁是泥土掺着稻草糊成的，70厘米厚的墙体已然千疮百孔，大道大道的裂缝触目惊心。透过一些裂缝，学生们甚至可以隔着墙壁握手。屋顶的瓦片残破不堪，必须用竹竿与塑料薄膜搭个室内雨篷才能熬过雨季。风沙隔着墙缝灌进来，晚上，倘若睡觉不闭紧嘴，第二天醒来肯定是满嘴沙子。学生宿舍总共只有两间，男生一间、女生一间，20多平方米的地方得挤三四十名学生，
学校不仅无法给教师提供教学参考书，连上课的粉笔也限量供应。“一节课两支，写断的粉笔头都要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最麻烦的是只有白粉笔，非标注重点不可的话我就只能自制彩色粉笔了。”徐根方语气里透着点无奈，“其实就是把白粉笔蘸上红墨水后晒晒干。”
不惧“下马威”
看到孩子们的伙食，更令徐根方无言以对。
每七八个学生围着一只盛满黄绿色液体的脸盆蹲在地上。那就是他们下饭的菜，或许说“汤”更合适，拿着筷子捞上半天，只能找到几片看不出颜色的酸菜叶子与几粒四季豆。“他们是十来岁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啊，我的心在滴血。”
徐根龙决定拿出自己的钱给孩子们改善伙食。可在双龙坝给学生买点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集市在云南大兴镇，需要铁皮大渡船摆渡过湍急的金沙江；上岸后，租匹马到镇口，再走两三百米到集市买菜；回来就得自己扛着菜走两三百米赶到寄放马的地方。一两百斤的菜，瘦弱的徐根方不得不分几回扛，所以每买一次菜都要花上5～8小时。刚开始几次不习惯，肩膀上的疼痛几乎让他难以入眠。
马是那儿惟一的交通工具，也是徐根方买菜必不可少的伙伴，却没少给他添乱。“那里的山路是村民们走出来的，又陡又窄，悬崖下是公路，车来车往的动静很大，所以特别容易惊马。”他略带腼腆地告诉记者，“一次我骑马去买菜，山下刚好开过辆拖拉机，马受了惊，一下就将我摔了下来，山坡上全是沙子和石头，几乎擦掉一层皮不说，双腿外侧碗口大的伤疤直到现在仍清晰可辨。”
事后，双龙坝的人们依然能看到徐根方牵马买菜的背影。
心声：对着石头，我坚守了两年
父母打110报警了
支教两年，缺水缺电，连灌溉农田的水源也要按时分配，在农作物都很难生长的情况下，恶劣的生活条件没难住徐根方，“寂寞”却差点将他打垮。
因为学校里没有电，徐根方带去的手机得过江去云南的集镇上充电。路途遥远，他第一次远行充电就不慎弄丢了手机。偏偏村子里又没固定电话等其他通讯工具，通讯基本靠喊，至此，徐根方3个多月无法和家里人联系。恰逢年关将近，这可把久不闻儿子音信的双亲急坏了，拨打平湖的110替儿子报失踪。平湖警方通过徐根方的母校浙江师范大学，几经辗转终于帮两位老人找到了在压力与寂寞面前濒临崩溃的儿子。
“那是我最想家最无助的一段日子。”徐根方的笑容里似乎带着一丝苦涩。“工作压力太大。我所在的学校连我在内，算上校长和教导主任才8名教师。我一到就让我接了三个年级的英语和初三的数学，每天三四节课、全满的早自习外加一周三次的晚自修，成天就忙着上课、备课。晚上没有电，我自己买蜡烛给学生上课，完了还要在床头边继续点蜡烛备课、批改作业到12点多，甚至凌晨一两点。”
“更痛苦的是那么大的压力却无处倾诉。既无法与外界联络，学校里也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因为寂寞，我哪怕对着块石头都能说上半天话。”徐根方叹了口气。
坚守，不仅仅代表浙江
但他仍然选择了坚守。他说：“来这儿是我对西部人民许下的诺言，无论如何都不能反悔，因为我是浙江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代表浙江也代表这一代大学生。”
此外，来自其他志愿者的关心也时刻鼓舞着徐根方，可是最有效的强心针仍莫过于学生对他的“好”。“记得有一次我买菜起程迟了，傍晚六点才搭到船回来，还在江心就看到暮色中对岸有人正一个劲儿冲我招手，不停地喊着‘徐老师’。原来学生们发现我那么晚还没回去，着急地跑出来找我了。”徐根方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让徐根方至今仍津津乐道的还有男生们为帮他补身体，用自己抓的蛇熬成的蛇肉羹；女生们为他送行时，亲手叠的近千只千纸鹤。他告诉记者：“山里的孩子特别纯。知道我要走，可来了两年都没在这儿好好玩过，他们干脆夜里带我去山上探险。过不去的路，他们扶着我，翻不过的山，前面的拉着我后面推着我。”
无奈：我终于走了
可他终究还是离开了那儿，离开了爱着他、他也爱着的学生们，还带着一肚子的遗憾：“整整两年，我带的毕业班有17名学生考上了县城中学，破了学校的纪录，但我觉得自己的力量还是那么微弱。”
金阳地处大凉山东南部边缘，是集大山区、民族聚居区和贫困地区为一体的典型少数民族贫困县。全县现有小学188所，142所都是危房，80所是“一校一师制”，即一所学校只有一名老师。“一个人势必精力有限，那么多学生根本照顾不过来，有些老师干脆听之任之，只上半天课。以至于部分初中学生连两位数的乘法也不会。”
他认为：“那里不但教育与发达地区相差了几十年，思想观念也差了几十年，为了生活，很多父母替孩子选择了辍学外出打工，我带的班原有54名学生，毕业时却仅剩30名，想找都找不回来。而大部分走不出去的孩子，仍将重复他们父辈的生活。”
“这种恶性循环下，更别提留住老师了。”徐根方摇摇头，“为什么我班里的学生初二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学校的英语老师一年前就去外面进修了，一去就要三年。在我没去之前，英语课俨然就是自修课，让学生捧着本书自己学。”
据了解，金阳县现有教职工1382人，本科学历33人，专科学历373人，其余均为中专生或高中生，有的连正规的教师培训都没经历过，师资水平可想而知。老师的待遇普遍偏低，像徐根方所在的学校，教师每月工资1000元左右，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而且全校老师都是教育贷款的，一个月拿到手的只有300左右。据徐根方介绍，很多师范毕业生回来宁可外出打工、做生意也不愿当老师，即便是留下来的也成天想着要走人，教书纯粹应付了事，没有真心实意的投入。或许，徐根方这两年在给那里的学生送去的是知识和快乐，而给那里的老师却带去了震撼与压力。又或许，我们也不该轻易地去责备“看不惯”的眼神，毕竟双龙坝的老师们已经在那儿生活得太久太久，任何新鲜事物要从习以为常的观念中破茧而出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徐根方说，在坚硬的稀粥一样的现实面前，自己的努力就像一道水印，转眼了无踪影，这一块土地依然什么也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不管是老师，还是孩子，徐根方还是留下了，哪怕是一点点的压力，一点点的心动，一点点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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