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2005年初，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句口号；2005年底，这口号结出了一串串果实，社会转型的进程逐步加快，尽管不乏坎坷。

　　在国家与民间的关系方面，转型的主题是逐步减弱国家对社会的直接控制，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进一步确立公民基本权利，建立服务性政府。过去一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作为对民意的积极回应，1958 年6月3日颁布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意味着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开始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或许将是乡镇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乡镇政权或许不再以管制为主要职能，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农民的自管理或许将获得较为广大的空间，从而逐步改变增强农村社会的组织性。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社会越稳定。一个有限政府和一个有组织的农村社会相结合，将构成安定团结的坚强基石，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反复动荡的基础性历史条件将因此走向瓦解。

　　同样是对民意的回应，城市开始反哺农村，流向农村的财政资金开始大幅度增加。新的一年有望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网络，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将得到一定缓解。新的一年国家还将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这一决策将福荫数千万农民子弟，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户籍改革攻坚战也已启动，分割城乡几十年的不合理制度有望很快结束。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将以人为本的执政方针落实到地方决策中。北京市在经过听证之后，以地方法规形式把禁放烟花爆竹改为有限燃放烟花爆竹，充分表现出了对传统和民意的尊重。近期北京市又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对电动自行车实行开禁。民意逐渐成为公共决策不可或缺的元素，民意和公共决策逐渐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使决策体制更多弹性，使决策体制逐渐渗透公共精神和人文情怀。这种趋向无疑将在新的一年发扬光大。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从中国实际出发，社会转型的任务是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适当划分权限，合理确定每级政府的权力半径，更多地给地方政府以行政自主权。2005年，这方面的改革也开始迈出步伐。一些省份开始了省直管县的探索，而以村民自治、县乡两级政务公开为主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也有了一定进步。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着手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大农民关心的村民自治的基本问题受到政府高度重视，一些立法难点有望突破。政府机构改革的呼声正在高涨，有望产生以放权为主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

　　在劳资关系方面，突出问题表现于进城务工农民的权利保障。过去一年中，中央和许多地方政府(如广东公开谴责“ 血汗工厂”)加强了务工农民的维权工作，务工农民的工资拖欠问题，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问题受到更多重视，一些好的经验和制度，有望在新的一年逐步形成。

　　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市场的作用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民意表达管道显著增多，客观上给政府工作增加了要求和压力，并强化了改进政府工作的动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成就了新一代，这些新型社会力量观念新，有远见，在向政府提出建议的同时，又能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姿态，是中国迈向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

　　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已经起步，但未来的征程还很艰辛，问题很多很复杂。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将落实在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以民意为决策主要指向的基础之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新年献词”中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我们从中应读出中国政治家挑战困难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