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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乐队要在新生中选拔新队员，刚考入武警医学院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心花怒放！面试时，我很大声地为老师唱了首歌，虽然嗓音不是很出色，但所幸没跑调；然后很努力地听音，居然也误打误撞地顺利通过考试！
当36名入选新生被带到俱乐部里等待分乐器时，我被亮闪闪的乐器瞬间冲昏了头脑：短笛灵秀，让人想起牛背上的牧童；长笛优雅，吹起来一定仪态万方；黑管端庄如淑女；萨克斯忧郁中带着潇洒，帅得没法说；小号神气，圆号温柔……只要不让我吹大得吓人的大号和长得不像话的长号就可以,因为我认为那两样乐器真是不怎么适合女孩子演奏。
正在浮想联翩的时候，我猛然发现老师正指着我说：“这位同学请出列！”我闪出一个自认为最灿烂的笑容站到了老师面前。老师姓马，看上去和蔼可亲，他曾经是新中国第一批军乐团队员，参加过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
“这位同学的身材较高，肯定能达到最低的把位；另外唇形比较宽，应该比较适合吹长号。”马老师笑眯眯地征求过另一位老师的意见后，亲切地对我说：“好，你就去长号声部吧。”
我的灿烂笑容一时凝结不动，心念电转，先是一头雾水，不太明白身高与什么“把位”之间的关系；但非常、非常地介意关于对我嘴巴的评价（“唇形较宽”=嘴大？！）。最后一句话我总算听懂了——长号声部。我使劲抿了抿嘴，望了望老师充满笑容与期望的目光和那个巨大的长号盒子，心里简直要——抓狂！
好吧好吧！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能进入乐队就已经很好了。我在心里安慰着有几分沮丧的自己。长号就长号，有什么了不起。我把我有些僵硬的灿烂笑容砸向长号箱——大不了我从现在开始努力爱上它喽！
爱上长号其实不是件很难的事。接过长号时，老师像个诗人一样对我说：“长号是乐队里的爵士，它优雅、深刻，有生命、有教养、风度翩翩。它的音色悠远嘹亮，温柔时柔情似水，刚猛时激越昂扬，轻松时诙谐幽默，快乐时跳跃奔放，忧伤时百转千回……但作为一把资质优良的长号，能不能让它拥有这份生命，就要看你的努力喽！”老师那动人的话让我一下子迷上了长号。
接下来的学习旅程是艰苦乏味而又神奇深刻的。早晨大家刚起床我们就开始拔音；晚上都快熄灯了我们还在合奏；冬天我们用自己的手和唇去温暖冰冷的铜管；夏天容易上火，嘴唇千万别起泡否则肯定会被号嘴压破……啊，那真是一段黄金岁月！你要是看到有多少人看见我们就乒乒乓乓关窗子、有多少人向我们凭窗怒吼“难听死啦”的镜头肯定会笑弯了腰——我们可真是讨人嫌呀！这种与大多数学员敌对的状态在我们终于优美地演奏出第一首曲目后渐渐消弥。马老师的指挥棒像支魔杖，终于神奇地把厨房里的大南瓜变成了辛德瑞拉的金马车。在我加入乐队两年后的一天下午，我们站在校园里合奏，宿舍楼的每一层阳台上都站满了同学在听，还有掌声响起。
我们在音乐声中逐渐成长起来，学吹奏也学做人，懂得了事事要努力也理解了要承担责任，培养着真正的团队精神和看待成败得失的良好心态；最重要的是，领略了音乐人生的神奇与悠扬，那感觉就像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想，这就是人生的美好吧！
毕业时我们在全校的谢师会上演奏了《红色娘子军》和《玫瑰狂欢节》，我看到许多同学在流泪。《红色娘子军》是我们学会的第一首曲子，《玫瑰狂欢节》深情而辉煌。是熟悉的曲调让大家想起了过去的日子了吧？过去的日子，过去那些“在一起”的日子。我们一起参加过全国大学生音乐节、去中央电视台录制过节目，还远渡重洋参加了巴黎国际军乐节。所有乐队的队员对于我们相伴相偕的日子都是永生难忘的吧？那些笑笑喊喊的浪漫日子，那些打打闹闹的顽皮日子，那些互相聆听的感动日子，那些彼此配合的亲密日子。那是我们的青春时节。每一个音符代表一天，我们的日月是浪漫的协奏曲，是辉煌的进行曲，军号嘹亮，放飞的串串音符穿缀成我们如花如歌的20岁。
当我们在巴黎广场的星空之下结束了最后一场演奏，优雅地向周围欢呼的人群微笑挥手致意时，我明白，这是乐队最辉煌的时刻。很荣幸，我们能在最美的青春岁月里，站在这辉煌的舞台上肩并着肩为年轻的人生推开一扇可以看到不一样风景的窗子。至少我们的青春是有乐声相伴的，在铿锵的进行曲中，悄然怒放。
如今我已不再吹长号了。离开了乐队的伙伴，孤独的长号无法独自鸣奏。我并不觉得特别伤心，只是留恋，只是很仔细地保存着那些抄得整整齐齐的乐谱。有时会选一个晴朗温暖的周末的下午，一个人坐在阳光里，把这些年少时的华章，一页页地翻看，一页页地倾听——那是花开的声音。
梦回连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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