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从当年小门小户“定军山”起步，到如今出手便千万上亿家当成就“英雄”、“神话”、“无极”，百年对人生而言是一种极限，但对于电影艺术和产业来说，正当壮年。

　　撰稿／钱亦蕉（记者） 何桂华

　　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主任李亦中教授，北京电影学院郝建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应本刊记者之约，在中国电影一百年之际，道一道自己对中国电影的真感受，算是挠一挠人到中年的中国电影之痒。

　　“高概念”享半壁资金江山

　　新民周刊：请问目前中国电影的生产制作情况如何？

　　李亦中：从数量上看，这两年中国电影年产量继续上升，2004年为212部，2005年达260部。然而，这么多影片在国内市场的表现极为悬殊。2004年票房前三甲《十面埋伏》、《功夫》、《天下无贼》赚得盆满钵满，而有不少影片竟颗粒无收，因为它们压根儿就没与观众见过面，可能从洗印厂出来后就直接藏入了片库！以前有种说法“叫好不叫座”，现在可能要修正为“叫好进冷宫”，比如新生代女导演马俪文摘得本届金鸡奖最佳导演桂冠，但她的新作《我们俩》至今未见公映，似乎片名就预示着“孤独”意味。

　　尹鸿：可以把中国电影按照投资大小分为4个层次：处在金字塔尖第一阵营的是每年只有3－5部左右的的所谓“国产大片”，投资皆在亿元以上，而其国内的预期票房在8000万以上。比如2005年的“大片”包括《无极》、《神话》和《七剑》。这些影片在特征上完全符合贾斯廷·怀亚特提出的好莱坞的“高概念”电影基本相同要求：大明星、大导演、高投入、大制作，基本上都是高度商业性的类型化电影。这第一阵营的影片数量虽少，在国产片国内的票房中却可以占据接近一半以上的份额。而它们也往往是中国电影海外销售的主力。

　　中等制作的影片投资大约在1000万－5000万之间，其国内票房目标在1000万到8000万之间。尽管跨度极大，但每年在这个区间的影片通常不到10部。包括主旋律重点影片，比如2005年的《任长霞》、《太行上上》；商业文艺片和艺术片，如《孔雀》、《千里走单骑》、《如果·爱》；还有主打情人节等特殊市场的商业类型电影，比如2004年的《恋爱中的宝贝》和《天黑请闭眼》。这些影片中有不少都是港产片或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比如2005年的《头文字Ｄ》、《韩城攻略》、《三岔口》等。

　　小制作影片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制作成本在1000万以下、400万以上，票房目标为票房在100万到1000万之间的影片，数量在20部左右，其中，“纯国产片”与内地香港合拍片（以及港产片）大约各占一半。第二层次的影片制作成本则在150万－300万左右，数量最多。这些影片部分虽然进入了院线放映，但票房产出相当微薄，有的影片进入影院完全是为了获得一个较高的音像版权销售价格，还有的影片则是小规模、分区域上映。剩下的影片则根本没有进入流通渠道影院放映。

　　担心好莱坞垄断中国

　　新民周刊：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会不会越来越趋向同一种模式？好莱坞会垄断全球么？

　　李亦中：中国1994年开始引进海外大片，根据入世的承诺，入世后以每年10部、20部、30部的速度递增。而这些引进的海外片子大多数来自好莱坞，十多年来好莱坞大片已经成为中国电影文化的一个部分。这两三年中国引进的数量虽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引进的片子几乎都是全球同步首映的，也就是说美国的观众和中国的观众只要走进电影院就能同时观看新片，滞后性的消除是全球化深入的标志。

　　在这种形势下，电影会不会趋近于同一种模式，为好莱坞所垄断，正是电影文化界的人士所担忧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欧洲，还有亚洲的韩国都是“盟友”，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应对好莱坞的倾销。法国、韩国的态度要比我们强烈得多。好莱坞对民族电影的冲击，不单是暂时的票房的争夺，而是对青少年的文化审美的同化，使得下一代人习惯认同于美国的价值观，这不利于世界各个民族文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文化和经济不同，文化源于历史地理，文化的差异才能形成民族的差异。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已经通过了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宣言，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文化应该保持多样性。

　　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名片，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因此从政府到民间都会更加警惕，因此被好莱坞同化的可能性很小。

　　新民周刊：面对海外大片与反映本土文化的电影，中国导演与观众作何种选择？

　　李亦中：作为导演的选择，远的不说，就拿2005年的两部影片来说，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的内容场景叙事方式都很本土化，相信看过这部片子的人都能感受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东方特色。张艺谋代表着一部分导演的审美取向艺术追求，即在题材表现手法叙事风格演员场景各方面都立足民族文化中，坚持着“越是民族越世界”信念。陈凯歌《无极》的尝试有点类似张艺谋当年《英雄》的尝试，不过在数字特效和电影营销方面更加成熟，受到好莱坞的影响更大。所以导演对于电影题材的选择，技术的应用可能会根据片子本身的需要来决定。而将来的电影导演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年轻一代可能会更加多元化，但肯定还是会有很多人坚持本民族的文化和表达方式，中国的文化有着无尽的艺术灵感。

　　至于观众，我个人觉得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就像麦当劳、ＫＦＣ进入中国一样，会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一种潮流或习惯。但是不管如何，有着美食传统的中国人始终不会把它当成主餐。

　　郝建：艺术和美是没有国界的，要求观众在面对一个艺术品时先想一想是哪里出品的，这对观众是比较费力的。中国百姓的真实境遇和真实生活环境是电影的资源。据我所知，许多中国导演有面对现实、呈现中国人生活境遇的能力。但有时主流话语和审查制度遮蔽和阻碍了我们的电影去关注中国、关注当下生活。

　　看电影遭遇障碍

　　新民周刊：中国电影当前面临哪些困难？针对票价、观看人次、农村电影院缺失，碟片冲击等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李亦中：电影院业务不景气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电影的峰值出现在1979年，全国达到279亿人次（显然还不包括农村的露天电影院），后来一路下滑到了今天的谷底。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改革开放了，百姓的娱乐休闲方式一下子多元化了，前十几年的电视、ＶＣＤ、ＤＶＤ和近几年的网络是个很大的冲击，家庭影院日益完善。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观众市场调查的不充分。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里有种错误的舆论，即城里人该在家里看电视了，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是民工。民工成为主体观众，这也给制片方传递了一个失真信息，即电影是“一打，二喜，三侦破”，武打喜剧侦探片主导市场，文艺片销声匿迹；而到了90年代末期以后，电视再普遍不过了，又形成了一直到今天的“白领影院”，高昂的价格使想看电影的普通百姓对电影院望而却步。这两种情况都忽略了很大一部分想看电影的观众，反过来也制约了电影业的发展。

　　200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上，一位韩国的教授就质疑中国的高票价政策，他指出这只能把观众拒之电影院外，把观众赶往盗版碟片摊。他还指出中国人人均收入不高，但电影票价格和收入的比例却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庞大的电影市场就这样被自己封闭了。

　　其实这个问题国内业界人士早就意识到了，多年来一直呼吁的降价终于成为现实。国家电影局局长童刚倡议全国的电影院都在周二降价，也立刻引起了很多电影院的响应。在这个方面上海的步子迈得更大，前不久上海举行的中国电影大型座谈会上就宣布上海的电影院365天上午半价。

　　农村缺少放映场所的问题也引起了政府和业界的重视，刚刚结束的国家广电总局召开的“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国际论坛”开幕式上，广电总局的副局长赵实宣布农村要达到一个村一个月放一场电影的目标。

　　郝建：中国电影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体制问题和发行放映领域的垄断化问题。票价等问题是由于我们在观念和管理上的一些根本性质带来的小问题。我们的管理者不肯把电影当作产业，我们的创作者不肯讨好观众，老是要把自己摆放到一个道德和政治意识的高度上去教育观众。

　　尹鸿：多数国产片的市场适应力、竞争力仍然普遍不足。相当一部分电影不仅制作质量低下，而且电影观念陈旧、叙事方式老化，完全不适应电影观众的需求。这种情况，在国营电影制作机构的作品中表现尤其突出。而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电影导演、明星、制片人等仍然严重匮乏。依靠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条“大鱼”和几个香港导演打天下的局面，导致中国电影产业活跃程度不足，市场规模也难以扩大。

　　发行之腰等待变硬

　　新民周刊：近年来，美国时代华纳，哥伦比亚等大公司纷纷来华投资电影产业，您如何评价这个现象？

　　李亦中：好莱坞大公司来华投资电影业，在我看来是一种合作性竞争。从目前来看，哥伦比亚公司主要从事合作拍片，选择的合作伙伴是民企华谊兄弟公司，挑中的两名导演是冯小刚和陆川，《大腕》、《寻枪》、《天下无贼》、《可可西里》等6部合拍片都很成功。时代华纳公司主要投资建高档影院，上海的永华电影城是第一个合资项目。原先政府要求外资建影院的比例不能高于49％，现在政策放宽了，包括上海在内的7个大城市，外资比例可达到75％。这些数字影院建成以后，中国片、外国片都可以放映。那么，中国导演你们准备好了吗？

　　尹鸿：中国电影产业的发行之腰应该说正在变硬，但是，发行要真正成为电影产业中的支配性环节，就必须更加开放地吸收外资，允许与外国发行机构合作，开放进口电影的发行权，逐渐打造几家既具有国内市场影响力又具有海外发行推广能力，既具有投融资能力又具有市场判断能力的大型电影发行企业。发行的强大才能带来中国电影产业的真正强大。

　　电影奖需要权威性

　　新民周刊：中国内地最权威的电影奖是什么？

　　李亦中：中国电影奖呈现细分化特征。最早设的是《大众电影》百花奖，由读者投票产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海选”，体现的是民意。此外还有政府部门评选的华表奖、中国影协评选的金鸡奖，分别由20多名人士组成评委会，体现意识形态导向和专业化导向。目前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每年出品的优秀影片数量有限，三大奖难以避免互相重叠，体现不出各自的特色。另外，为兼顾获奖面调动积极因素，常常评出多片、多人并列奖（媒体调侃为“双黄蛋”），不利于树立奖项的权威性。而就“海选”方式来看，在票选、手机投票或网上投票过程中有造假者混迹其中。但不管怎么说，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评奖机制，体现了对优秀影片、优秀影人的激励。

　　必须应对的韩流

　　新民周刊：近年来，韩国电影异军突起，成为亚洲电影新势力，对我们有何借鉴之处？

　　郝建：中国观众看到并承认了韩国的电影电视在我们面前表演的奇迹式的空中转体520度腾飞。我们看到那里的电影票房成功、国际电影节屡屡得奖。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看到韩国电影几乎所有的类型都拍，几乎所有的类型都能拍出上乘佳作。

　　不仅是韩国的电影，韩国电视也吸引了亿万中国观众。同时我们看到，电影、电视的繁荣也带动了文化交流和饮食旅游等行业的经济发展。有的人担心韩国电视中的一些故事台词把一些中国的文化、科技的“发明专利”抢走，把看韩国电影、电视提高到政治高度来认识。还有的电影、电视界同行和文化工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提出了“政策阻韩流”倡议。我仔细听听，“文化影响说”、“经济利益说”等大概都表达一个观点：希望中国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别让韩流卷九州。

　　看到电影电视带来文化影响、经济利益就觉得他自己或全国百姓的利益受损，这在观念上恐怕是混淆了文化产品的本质，就经济考察来说是倒果为因，在文艺思想上是工具论的文艺观。韩国的李英爱、金基德、姜帝圭们拍电影、电视是为了宣传国家形象的？是为了显示有韩国特色的伟大文化的？是为了向世界宣告大韩民国繁荣、和谐，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正在和平崛起？我认为不是，他们是为了挣钱，为了拍出好看的电影电视卖给观众。我们不能把结果当原因来学，也不应该把结果当原因来反对。

　　韩国电影、电视的成功我看不是政府管，而是政府不管。在那里，我看不到剧本报批、层层把关、领导关注、亲自培育，也看不到完成终审，指令修改，领导和政策指令下的反复磨炼。而大陆的电影电视创作者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报批和审查体制。2000年在电影学院的放映厅中，许多电影学院师生追问韩国电影主创人员，他们电影突然兴起的原因。我亲耳听到不止一个韩国导演、制片人在回答中把1998年“电影检阅制度”的废除列为首要原因。韩国电影人在文化上民族保护最强时也只规定国产电影要在放映时间中占到三分之一，而我们这里政府部门给电影院规定的国产电影放映时间是一半以上。

　　尹鸿：2004年韩国电影年产不过60部，却创造了120亿人民币票房，几乎是中国电影的10倍，其电影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强。因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最为紧要的是在产量、规模适度增长的基础上，提升国产电影在观众心目中的信誉度、美誉度。当然，我们不应片面追求供给量的增长，而应将有效供给放在首位，不应盲目追求产量与规模的增长，而应将产品的盈利率放在首位。

　　12月只能放国产片

　　新民周刊：西方的电影有暑期档、圣诞档，中国近年也形成了贺岁档，而目前国家规定12月只能放映国产片，不能引进大片，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亦中：这是很正常的，也应该支持，韩国规定146天只能放本国电影。

　　郝建：我的看法与别人不同。环顾世界各国，观众看电影的目的和心态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娱乐休闲活动。要想让我们的电影电视也繁荣，怎么办？不是要求政府出来帮忙禁止或者提倡哪一国家的文化产品，而是要看我这里有没有天才，有没有发挥天才的无限空间。在某一个大导演的商业大片发行时，政府强力出手去“清场”开路。让某一个大片英雄独步的结果是损害商业秩序，也使得这个作品的票房或者收视率成绩成为非典型成功。我有点担忧，我们的有些文化人士和电影电视作者有了习惯性思路，他们成了软弱的孩子，别的孩子也没打你，只是吓唬了你一下你就回家嚷嚷着一定叫爸爸出手去打人家的孩子，孩子受气大人出手，这就在邻里之间也是犯规矩的。

　　简单地为了政治宣传、为了政府业绩，为了脸面拍片，都不容易创造出让众人都乐乐的商业成功作品。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胜之不武”，我们的许多导演拍武打片拍得不错，可是怎么能一遇到商业竞争就哭喊着要政府替自己把人家的手捆绑起来去跟人家决斗？那些做出此等呼吁的作者和制片人大概是从没想过也让自己的作品走出国门，不然，他就会想到这句圣人之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相信，我们的电影、电视工作者跟做衬衫、做冰箱的厂家一样，都不希望在卖到境外时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