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新 闻日本老兵东史郎逝世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日本老兵东史郎3日在日本京都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3岁。东史郎曾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于1937年参加了攻占南京的战斗，目睹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的种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罪行。（详见本报1月4日08版）直评记忆的捍卫者，又少了一个

　　1937年8月入伍的东史郎，曾作为日军战士参加了侵华战争。战后，他出版了《东史郎日记》，记录日军侵华的大量事实，特别是南京中山北路日军残杀中国同胞的史实。他作为曾对中国人犯过罪的人，曾7次到南京谢罪，向中国人民忏悔，表现出不忘历史的高姿态。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东史郎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战争的记忆：“在战场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惨情景、战争的罪恶”。但是，在罪恶面前，一本《东史郎日记》显得太过单薄，无法承受历史之痛，可我们对于记忆的记录和保卫工作却做得远远不够。2005年4月7日《竞报》报道：南京市利济巷2号———亚洲最大的日军“慰安所”的拆迁工作正在悄悄进行；2005年11月24日《华商报》报道：某幼儿园组织小朋友拍穿和服持军刀的日本武士照片。日本一些右翼政客更是津津于篡改历史，汲汲于颠倒黑白。国内有人无意识地回避这段历史，国外有人故意歪曲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其敏感性和特殊性，遗留给我们不少问题。

　　东史郎走了，这应该加剧我们的危机感：当历史见证人慢慢走远、越来越少时，我们对历史该承担什么责任？在来自非常珍贵的“活史料”的记忆消失之前，我们能不能留住更多的真相和接近真相的证据？60多年已经过去了，鲜活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稀少。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呼吁人们：不仅要拯救自己，还要为后代做见证。犹太作家维瑟说过：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险。“拒绝遗忘，铭记历史”，这已经成为普遍的观点，但是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们没有自己的“纳粹猎人”，也没有健全的机构，专门负责书写记忆和保卫记忆方面的工作。单靠王选、张纯如和一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个体书写”，怎么可能完成翔实的“记忆考古工程”？李秀英、东史郎等历史亲历者相继病危、去世，在时间带走亲历者之前，我们应该尽快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像东史郎那样，如实地写下“善和恶”，保卫我们的社会记忆。摘编自《中国青年报》1月5日文/孟随求是留下良知与清醒面对历史

　　东史郎逝世了，2004年12月4日，86岁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人证”———李秀英逝世了。作为历史的人证，作为一场战争留下的“活化石”，同样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指向的历史符号，在他们所代表的一群人都必然完成生老病死铁律之后，还有谁将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作证？这样的表达无疑令人沉痛。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需要从一些“铁证”中获得真相？东史郎们一一撒手而去，我们是不是也必将失去对于历史的理解与认知？显然不是。

　　真实的历史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只需要正视、承担并反思。而作为一个曾经亲历一段历史的大背景之下的人，东史郎先生留下了勇气、良知与责任，无愧天地。仅此，便足以表达他凸现于历史的意义。也正因此，我们才相信，历史的真相不因他的离去而消亡，当我们一旦能够延续他对于历史的正视、承担与反思，我们就能以真相书写历史，以历史传承真相。

　　对于东史郎来说，能够留下良知与清醒面对历史已经足够，面对过去的姿势恰恰预设了未来的结局。因为，在他下跪的地方，在他说出真相的时候，他的灵魂找到了安宁的理由，他远离了罪恶，臻于圆满。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同样是一跪，东史郎获得了救赎，而1970年德国总理访问波兰时跪对死难者纪念碑，也让德国走出了二战的阴影。但同样一跪，却也有着巨大的区别：东史郎只能代表他自己，而德国总理则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

　　德国对待历史的态度促成了欧洲式的“历史共识”，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就产生在“历史共识”之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沈骥如研究员指出，“亚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能否正确对待历史。”

　　1987年8月15日，东史郎在朝日新闻发表《南京大屠杀———我为什么作证》，其中写道：“真正的友好产生于真实之中。隐瞒事实，而以客套语言应付固可自鸣得意。但装出善意面孔，搓着双手做出笑脸，不会产生真正的友好。”然而他到底没有盼来一个民族对于真实的正视与承担，这是东史郎虽死犹憾的。

　　东史郎去了，李秀英去了，但历史犹在，真相犹在。摘编自《潇湘晨报》1月5日 文/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