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是楚辞中一篇内容和风格都十分独特的文字。作品通过屈原与渔父的对话,一问一答,既充分展示了屈原的内心情感世界,又精到地阐释了一种透彻的人生哲理。于是,有人共鸣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绝,赞叹屈原的高洁;有人感悟于“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变通,钦佩渔父的机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短短的篇幅,便足以引人深思。

　　而我每读《楚辞·渔父》,心情却总是矛盾的。在我看来,以屈原当时之地位与才华,本该在楚国大有一番作为,为何却早早地便自我了结了生命?这真让人扼腕嗟叹不已。然试想一下,彼时、彼地、彼人、彼事,屈原倘不投江,他还有别的路吗?我不知道,圣人是否果真可以不拘泥于任何事物,而能够随世事一起变更。因为古人虽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但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说,二者孰为圣人,则恐怕不仅要因时因地,更要因人因事而定。

　　譬如汪精卫,最后反蒋反到日本人那里去了。此正值中国分崩衰落之时,日寇侵华猖獗之际,他当上了伪满政府的主席。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识时务者乎?俊杰乎?非也!其实际上乃国人所不齿之汉奸卖国贼,跳梁之小丑者也。

　　拥立南明小朝廷的史可法,虽面临奸党乱政,皇帝昏庸,南明小王朝风雨飘摇,可他临危不惧,拒绝围城清将多铎的劝降。高呼“我大明臣子,安能卖国求荣”而慷慨赴死。史可法之死,当然既未能挽救明王朝的覆灭,也未能阻挡住清王朝的建立。其“不识时务”如斯,却为后人追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典范,忠勇节烈,青史留名。此因时因地不同,性质不同,不识时务者亦俊杰也。

　　再譬如,同为清朝遗老,抗拒民主革命,顽固迂腐。然而张勋顽固,上蹿下跳搞满清复辟,可恨可笑,反动愚蠢之极;王国维迂腐,背着大辫子投湖寻死,可惜可叹,毕竟一代宗师。此因人因事不同,“凝滞于物”者亦有所别,前者顽固反动,属螳臂挡车之流。后者虽失之迂腐,但也算是一种气节,不乏可敬之处。

　　现在我们来看看屈原,有人说,“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这个道理屈原没有懂;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个浅显的道理,屈原还没有懂。所以屈原感到天地之大,竟无他容身之地,只有葬身鱼腹之中。”但是,倘若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屈原想一想,其时其地,其人其事,除了投江自尽,恐怕他确实也别无选择。附和楚怀王?是为佞臣;忤逆楚怀王?是为罪臣;投奔他国?是为叛臣;推翻楚怀王?是为逆臣。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为臣不忠不义,又何以安身立命?屈原陷于此绝境里,不死又能何为?他如果不赴湘流,“蒙世俗之尘埃”定然在所难免。设若当时屈原依了渔父之话,在当时“世人皆浊”的情况下,参与推波助澜的话,那么,此屈原已非彼屈原也,可能我们今天也就吃不上粽子了。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属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之一。所以,做人要有一个一般的原则底线,这个一般的原则底线就是特定社会对人的正、反规定性。坚持了这个一般的原则底线,就会被社会所肯定;违反了这个一般的原则底线,就会被社会所否定。但具体到个人来说,由于所受教育、信仰和道德修养等的不同,每个人对自己的原则底线要求又是不同的。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情高志洁,他做人的原则底线就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而成就了他的独特人格。倘若以一般人的道德底线来衡量他,固然会觉得他过于偏执或者迂腐,有其不可取的一面。但别忘了,屈原就是屈原,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

　　“不凝滞于物”也好,“能与世推移”也好,作为一个人,无论高尚还是平庸,总归要有一个自己做人的原则底线。绝不能像今天的有些人所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守住自己做人的原则底线,成功固然可喜,失败犹自可嘉。而放弃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底线,失败当然可耻,成功亦不足训。事实上,“不凝滞于物”,关键在于你对“物”的准确把握;“能与世推移”,关键在于你对“世”的正确认识。离开了这种准确把握与正确认识,你不唯一准地当不成圣人,恐怕更多的倒是做了跳梁小丑。

　　作者：苑坪玉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