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巴金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心中一阵肃穆。这位感叹“我是为别人活着”的老人得大解脱了。这位老人用衰病的劫后余生,完成了一个伟大人格的存在。几天来回想着自己心目中的巴金,无端联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尾。找出一看,傅雷先生的译文是这样的:

　　主啊,你对于你的仆人不至于太不满意吧?我只做了一点儿事,没有能做得更多。我曾经奋斗,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为父的臂抱中歇一歇罢。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

　　于是,潺潺的河水,汹涌的海洋,和他一齐唱着:

　　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且休息罢!所有的心只是一颗心。日与夜交融为一,堆着微笑。和谐是爱与恨结合起来的庄严的配偶。我将讴歌那个掌管爱与恨的神明。赞颂生命,赞颂死亡!

　　克利斯朵夫弥留中的那段话,不是很像先生的声音么?他也说自己做得不多,但曾经奋斗,曾经流浪,曾经创造。只是先生对之倾诉的,是人,是他的读者,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生命;而不是那位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的至高无上者。先生也无须再生,五卷随想录,就是一个长新的战斗生命。

　　我知道巴金,开始于小时候看大姐买的《家》,那是抗战胜利后重印的新版,还是战前的旧书,已弄不清了。小说开头觉民觉慧弟兄俩谈论在学校排演斯蒂文森小说改编的话剧《宝岛》,那方言我读起来又亲切又新鲜,特别是把起床迟了说成了“起晏了”,晏读“按”音,四川话和贵州话都如此。一位店员大朋友指教我,读书最重要的是先读序跋,于是又跳回去读《激流》三部曲总序,似懂非懂,但那又热情又忧郁的倾诉笔调,与别的小说都不同,给我留下了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

　　比起书中的高家来,我的家庭很单纯,我也还未到因热情而苦闷的年龄,但这个故事和那些人物的思想非常容易理解,我接连读完了《激流三部曲》,同情鸣凤,喜欢瑞珏,可怜觉新,痛惜海儿的夭折,痛恨五爸陈姨太冯老太爷。总之,是非爱憎,都以觉慧马首是瞻。整个阅读过程,始终处在愤郁的感情中,想大吼又吼不出。童话集《长生塔》读了好几遍,至今记得那个吃人肉的皇帝最喜欢吃粉红色的少女肉,嫩红色的孩子肉,而老年人的肉是深黄色,等等,朦朦胧胧中,也体味得出其中有深意。后来我到省城上学,在图书室里发现了辽阔的文学新大陆,大尝饥渴。这时我又大受益于翻译家和编辑家的巴金。他译的高尔基《文学写照》和草原小说、《六人》、《秋天里的春天》、《木木》和文化生活丛书中的许多作品,至今为我喜爱。

　　大约1954年前后,从《文艺报》上读到一位大作家的一篇文章,说是“巴金的小说,在书店里都是与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摆在一起的”(大意),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临近全国解放时,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文章,把作家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等级:革命的、进步的、消极的、反动的,这可不是空洞的一张“封神榜”,而是一顶顶有切实内容的桂冠或荆冠。沈从文从大学教授沦为故宫讲解员,就是有名的实例。这位大作家当时是举足轻重的文艺高官,用如此的口吻给巴金定性,使我沮丧和担忧,因为我不仅敬爱这些从小知道的作家,而且从别的地方读到,许多热血青年恰恰是读了激流三部曲而走出大家庭,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激流的。甚至连我这么一个混混沌沌的少年,也分明感受到它激发义愤,呼唤行动的强烈力量,怎么能这样贬低它呢?但不久之后,在中国作协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又把巴金与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一起称为当代语言艺术大师(即流传于文艺界的“一口气封五位大师”和“鲁郭茅、巴老曹”的出处)。我很高兴,舒了不平之气。至于张恨水的作品,则是直待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才得到了不带偏见的公允评价。我们终于结束了一切听候钦定的时代。

　　五位大师虽然地位崇高,却除了旧作重版,再无新的力作让读者兴奋。这段时间的巴金,则在不脱离服务政治的范围内,选择了为保家卫国而流血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作写作对象。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不乏成功之作,例如被搬上银幕成为名片的《英雄儿女》的原著,然而这毕竟非他的熟知和擅长。很长一段时间,巴金对于我,只是一位可敬、亲切而又遥远的老作家而已。“文革”期间,在山中经常收到友人寄来的红卫兵小报,看到巴金被称为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批斗规模极大。当时全国血雨腥风,一片红色恐怖,岂止巴金一人!听到这些信息,心里一片冰凉。那是一场把人性深处最黑暗最凶恶的沉渊,煽动成掀天巨浪,以摧毁一切美好事物的飓风之灾。

　　风灾过去,巴金复出。在最初一片揭露罪恶、张扬伤痕的热浪中,“巴金”二字的重新出现,令无数读者欣慰感动。但当时老作家复出“亮相”的文章很多,等到忿懑渐平,往事渐远,鼓励遗忘之后,巴金以一篇接一篇严刻地拷问自己灵魂,执著地探究文革根源,提倡“讲真话”的随感录,极大地震撼着无数冷漠健忘的心灵,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巴金遂成为中国的良心。巴金之存在,大大超越了文学的意义。我觉得晚年的巴金,从某些角度看,颇像希腊神话中推巨石上陡崖的西西弗。他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虽无结果,五卷随感录和《再思集》等等,本身就是一部文字的文革博物馆。斯人已矣,继踪者谁!

　　罗曼罗兰小说的结尾写道: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现在他结实的身体像一块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在激流澎湃中,他只听见孩子的平静的声音,————他用小手抓着巨人额上的一绺头发,嘴里老喊着:“走罢!”————他便走着,伛着背,……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

　　“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巴金先生正是这样肩扛着未来日子的重负,在岁月的长河中溯流而上。他已到达彼岸,他丰饶的遗产留给了一代又一代的来者。

　　作者：戴明贤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