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民工“夫妻房”成为沿海企业留住员工的新手段

　　元旦节前的一天傍晚，夕阳洒在深圳市罗湖区一幢外来工宿舍楼的走廊上，将晾着的一件件男女内衣映衬得格外打眼。对于那些外来工夫妻来说，能够堂堂正正地在工作的城市中生活在一起，是极其幸福的。尽管“夫妻房”的隔音不好，空间很小，但拥有这样一个“性福”窝，依然是很多打工“鸳鸯”梦寐以求的事情。

　　走进“夫妻房”

　　笑声在弥漫

　　2005年12月23日中午12时许，来自四川中江的李萧林夫妇在工厂食堂吃过午饭，回到顶楼的单间宿舍。这个小小空间，是他和妻子的私密爱巢。李萧林一屁股坐在房间里唯一最醒目的家具———床上，妻子已从公共水房打来水让他洗漱。还有一小时又要开工，他们得抓紧时间休息。

　　李萧林说，他们夫妻俩来深圳打工7年了，直到两年前，厂里才为他们这对“老”职工夫妻解决了一间“夫妻房”。设在顶楼的“夫妻房”，房间与房间之间用木板隔着，房间最多只有五六平方米，陈设简单，一张床、一张小桌子。住得久的夫妻会把房间简单“装修”，铺上地板胶，放一部电视，晚上下班后，三五老乡聚在一起看看电视、打打牌消遣。夜里10点到12点间，“夫妻房”宿舍区人气最旺。加班回来的工人开始洗漱，一时间7楼到处弥漫着男男女女的说笑声。

　　没有“夫妻房”以前，李萧林说他们两口子只能白天见面，一到晚上就各自回集体宿舍。实在憋不住了，就出去找便宜旅社住一晚上。李萧林羞涩地说：“那些日子像做贼一样，既心疼钱又不方便。夫妻房虽然隔音不好，但怎么说也比集体宿舍强百倍。累了一天，两口子总算有了说悄悄话的地方。”拥有一个爱巢，虽小，却很温暖。这是李萧林夫妇以及在深圳打工的百万川军的共同心声。当我们结束对李萧林夫妇的采访时，也是他们即将就寝的时候，相信他们的梦会很甜。

　　渴望“夫妻房”压抑无处诉

　　拥有一间“夫妻房”，李萧林夫妇是幸福的。尽管它的隔音效果不好，空间很小，但李萧林夫妇很知足。然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因为工作地点以及工厂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打工夫妻还徘徊在“夫妻房”外。

　　31岁的王海（化名）在东莞打工5年了。眼下，他和妻子同在东莞一家箱包厂打工。“尽管我们天天见面，却过着牛郎织女一样的生活。白天可以见面，而一到晚上就各奔东西……”他说，因为心疼钱，就没有到外面租房，而他们所在的工厂也没有给他们分配“夫妻房”：“活儿累点不怕，反正有的是气力。但最难忍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据了解，东莞市拥有1万多家外资企业和几十万家大小民营企业，来自全国各地的800余万外来工分散在这些企业中，其中有不少夫妻在同一单位打工。因为每建一栋“夫妻房”需投资上百万，故真正有“夫妻房”的工厂，在东莞并不多。不仅是东莞，在深圳，在福州，在厦门，在整个珠三角地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有“夫妻房”的工厂，也不能完全满足工人夫妻的需要。而没有分到房的人，只能到附近居民区租房。像王海夫妇一样“心疼钱”或没有经济实力的打工者夫妇，他们就只能分别居住在单位男女宿舍：白天同在一处工作，晚上隔楼相望。“每当夜半三更想起她时，我都忍不住要向她住的集体宿舍打望，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哈哈，见笑了！”王海说，再有几个月，他们夫妻就够资格分到“夫妻房”了，再忍忍，幸福就到眼前了。

　　首倡“夫妻房”

　　是咱四川人

　　据了解，早在13年前，深圳盐田区的港资企业百多尔公司就设了“夫妻房”，而首倡“夫妻房”的人，正是咱们四川人———如今年过七旬的太婆、百多尔公司总经理王璞玉。

　　王璞玉，四川南充人，今年70岁，来深圳已经17年，是目前在深圳年龄最大的川籍“打工仔”。谈起1993年她建议港资老板在工厂设立“夫妻房”时的情景，老人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那是当年的一个仲夏之夜，她工厂里的一对年轻夫妇因为长期分居，只好到梅沙湾约会时，被巡逻的警察抓了！电话打到王璞玉的办公室，要她前去担保取人。

　　王璞玉心急火燎地赶到派出所，才得知这对夫妇被警察怀疑“嫖娼卖淫”。王老向警察说明情况后，心情沉重地把这对夫妇领回了工厂。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她，“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正旺，如果不给他们一个可以正常过性生活的地方，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工厂的生产怎能正常开展？”

　　于是，她一纸报告打给港资老板，要求在工厂里设立“夫妻房”。因为设有“夫妻房”，打工者纷纷慕名投奔百多尔，也因此让这家企业在“民工荒”期间，从来就没有闹过“民工荒”。从此，“夫妻房”在深圳得到广泛推广。

　　2005年12月23日晚，记者走进来自阆中的打工仔小张两夫妻的“夫妻房”时，他们刚刚吃完晚饭，躺在一起看着电视。他们的这间小屋尽管只有5平方米大小，小张说，却是一个温馨和睦的爱巢，有一间这样的小小家园，心里踏实多了，为了报效王婆婆的关爱，自己不得不敬业。

　　仅有“夫妻房”“性福”还不够

　　如果说夫妻同在一个地方打工，或夫妻同在一座城市打工，他们的“性福”有条件得到解决，而对于那些孤身在外打工的民工来说，他们在都市默默劳作的同时，只能默默地忍受着性压抑带来的煎熬，而他们在家乡的配偶也忍受着相同的煎熬。

　　张诚（化名）是我们在深圳某工地认识的一位四川老乡，谈起性问题，他们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我是30多岁的人了，当然想老婆。但老婆不在身边，只有拼命控制自己，寻找其他途径发泄。”张诚说到这里有些难以启齿：“每当有美女经过，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定定地盯在别人身上……”他痛苦地说：“我晓得我是啥子原因，春节回家后，就不想出来打工了，在老家附近找个事做，一来可以照看家庭，二来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恶习’改掉。”

　　在厦门采访时，四川省政府驻福州办事处主任李永清表示，外来民工夫妻像“牛郎织女”一样长期分居，遏制了人的正常需求，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极为不利。而要解决打工人员的“性压抑”问题，最直接的办法是为他们圆鸳鸯梦———通过夫妻团圆这样的方式从生理上来解决；而更重要的一个办法则是从心理上解决。因此，他们积极为川籍民工提供良好环境，让他们通过看书、看电视或提供一些良好的娱乐活动来得到缓解。而深圳办事处有关负责人则提出，要为民工解决实际问题，除了开设夫妻房外，还可以组织民工家眷来探亲，还可以给民工探亲假，以解民工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

　　记者宋永坤刘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