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西藏工作10多年，因为工作关系，有幸同周总理多次接触，深深感到周总理对西藏各族人民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西藏各项建设事业关怀备至。他在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西藏各项方针政策，解决西藏一系列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领袖风范和超常才智。多年来，无论在西藏工作期间，还是在离藏以后，每每想起总理的关怀和教诲，心中总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激情，浑身似乎有用不完的力量。工作在西藏的广大干部、职工和驻藏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能数十年如一日，紧紧地同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困难，夺取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胜利，我们党和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心目中能享有崇高威望，都是与周总理的直接支持，亲切关怀和教导分不开的。

　　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周总理根据党中央关于“要帮助西藏改变贫困面貌，使西藏民族繁荣起来”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从50年代到“十年动乱”的20多年来，曾多次指出要“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他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和党组织多向中央反映西藏人民的要求，中央一定帮助西藏尽快发展起来。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家每年都要拨出相当数量的款项，组织和派遣一批又一批科技文教工作人员和各方面的领导骨干支援西藏，帮助发展西藏的经济和科学文化。在逐年支援的项目中，从举世闻名的川藏、青藏、新藏和中尼公路干线、民航机场、电站、输油管道、铁路，到河堤、影剧院等，周总理都要逐项审查亲自过问。周总理怀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厚情感，为实现他在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上关于“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西藏高原早日建成一个真正的人间乐园”的宏图意愿而不懈努力，极尽辛劳。

　　多年来，西藏的党组织和各族军民，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不断增加生产的措施，为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作出了不懈努力。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在1959年至 1979年的20年间，西藏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倍，粮食总产量增长2.3倍，牲畜存栏数增长2.5倍。各类学校发展到6700余所，在校学生达29万余人。交通运输、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是突飞猛进的。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西藏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西藏采取了一系列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政策，给予更加优厚的支援，大大调动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共同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努力奋斗。

　　要大量培养民族干部，西藏的工作才能做好

　　周总理十分关心民族干部和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他经常告诫我们充分认识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民族干部的极端重要性，要求我们“要大量培养民族干部，还要注意选拔培养优秀的妇女干部”，因为“西藏的工作必须依靠本民族的干部去做才能做好”。遵照总理的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成立以来，始终把“大量培养民族干部”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西藏，除了藏族外，还有回、门巴、僜巴、珞巴以及夏尔巴等民族，在选拔培养干部问题上，我们不分民族、性别，也不分是本地民族还是外地籍民族，坚持一律平等，一视同仁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只要符合条件，就积极培养，大胆选拔使用。具体办法：一是不断地选拔大批优秀青少年到自治区和内地学校学习深造。二是大胆将各条战线上涌现的积极分子和有工作成就的男女基层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给他们压担子，放手让他们工作。三是办党校、干校、培训班等，不断轮训提高(据统计，到1979年，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其中在地、县领导班子中担任一把手的民族干部占同级的56%。省级干部中民族干部占51.5%，其中女同志占11.7%)。四是强调汉藏干部、新老干部要注意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干部的配备上，不仅注意了在各级班子中的新老结合、各民族干部结合，而且在组织工作组搞调查研究或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同样注意了这个问题。大家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交流感情，增进了友谊，增强了团结。周总理对我们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取得的成绩很高兴。他说，这样做就好嘛。并勉励我们：“要注意发挥藏族同志的积极性”，“所有的工作都应当放手让他们去做”。“要注意关心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要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工作起来腰板子才硬”。藏族红军老战士天宝同志深有感触地说：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周总理的提议下，增选了我当代表，还当了中央委员。“九大”闭幕后，总理对我说，中央决定你到西藏去工作，党的民族政策你是懂得的，到了西藏，要和那里的同志们多商量办事，要把西藏工作搞好。天宝同志还常提起他最难忘记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8月党的“十大”期间，他患了青光眼病，总理接到报告后指示，立即住院。并让工作人员告诉医院，“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天宝同志的眼睛”。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医院调集了专家会诊，用了最好的技术和药物，在他们精心治疗下，天宝同志的眼病很快就痊愈了，并且恢复了原来的视力。

　　周总理对汉族干部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嘱咐我们：汉族同志要注意克服大汉族主义，要谦虚谨慎，搞好民族团结。他要求进藏工作的汉族同志“要四海为家，对西藏情况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要和西藏人民团结一致”，“只有团结，才能把力量集中在一起，才能把工作做好”。为了使藏汉同志更加融成一片，做好西藏工作，总理不止一次地要求“汉族同志要学藏语，藏族同志要学汉语”。为了加强民族团结，我们经常检查民族宗教政策的执行情况，特别注意强调汉族同志要坚决克服大民族观念，切不可把自己放在“救世主”位置上，要求干部深入基层，特别是农牧区边远山村，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事，把党的政策和温暖带给人民群众。在藏工作的汉族同志和部队人员，到农牧区或边远山区，到处都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热情的照顾和关怀，遇到什么困难，他们全力帮助。民族关系、军民关系一天比一天融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西藏的民族团结、军民团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决不能忘记对祖国人民有贡献的人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理就深谋远虑，对一些知名人士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9月27日总理打电话到拉萨，指示说：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奉命把阿沛夫妇护送到北京后，总理亲自安排了阿沛夫妇的住宿和警卫工作。随即指示为阿沛儿女的安全要动员他们来北京学习、工作。阿沛夫妇非常高兴，将儿女调到北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备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一天，总理对我说：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1951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的；二是1956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要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力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阿沛到学习班上直接同群众见面。由于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勋和对西藏人民的诚挚态度，所以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信任。在此期间，总理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的见面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总理知道了群众的态度后，高兴地说：“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后来，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阿沛副委员长还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仍然挂着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总理对西藏其他爱国人士也十分关心，经常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例如，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总理问天宝同志：“帕巴拉·格列朗杰现在怎么样了？”当总理知道帕巴拉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搞“监督劳动”时，不安地说：“不能这样下去了，上层人士，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就要欢迎他们，就要给他们工作的条件。”根据总理的指示，为了保护上层爱国人士，我们于1971年春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藏学、佛学研究，撰写西藏文史资料，余暇种植一些花卉果树和良种试验田。恢复政协组织后，逐步在自治区、地(市)、县安排他们的工作。逢年过节，组织对他们慰问，并分批安排参观和出访。对一些知名人士，自治区负责同志登门拜访，倾听他们的意见。这些做法，对于稳定西藏局势，加强民族团结和改进我们的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要把西藏建设成为和平稳定的西南边防

　　把西藏建设成和平稳定的边防，这是周总理生前的意愿。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在1955年春，总理亲自批拨了100万元人民币，重点是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总理指示，要给西藏各县配发小汽车和高压锅，给各区、乡和边防哨卡配备适应高寒气候条件的半导体收音机，要给部队配发必要的足够的设备。当西藏军民知道这些消息后是多么高兴和激动啊！更加坚定了热爱西藏，以苦为荣，以边疆为家，长期建设西藏，保卫西藏的决心和信心。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周总理的处境尽管十分艰难，但他仍时刻关注着西藏地区的局势。当时的西藏同内地一样，形势一片混乱。从城镇到农牧区乃至边境地区，从机关干部到工人、农牧民，到处都在“造反”，有些地方武斗不断，国外的反动势力乘机在边境制造事端，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周恩来总理非常关注西藏局势的稳定，对一些重大问题，总是亲自过问和处理，竭尽一切努力稳定西藏局势，最大限度地减少大乱带来的损失。总理突出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抓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促进工作，试图尽早建立一个权力机构，以结束那种无政府局面。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举办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筹备自治区革委会成立的学习班上，对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争论不休，会内会外，北京西藏，气氛异常紧张。在这个关键时刻，总理找我谈话时指出：“党中央和你们军区党委，原来打算让你来当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现在两派意见难以统一，怎么办呢？我们认为，还是以大局为重，你出来给干部群众做工作，让曾雍雅同志(已调离西藏的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回去当主任。如果你同意，就请你来召集汇报团会议。由你来提出这个建议”。我当即表示同意总理的意见。总理说：“那好嘛，我听你们的消息。”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党委同志反复给干部群众做解释工作，并把情况及时报告了总理。第二天晚上，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突然接到总理的电话，他问我：“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收到没有？看过了吗？”我说：“刚收到，还未来得及看”。总理说：“看完后，要组织大家讨论，把意见集中起来报告中央，以便修改后正式审批。”8月28日，周总理在汇报团全体会议上亲自宣读了这个决定。宣读完决定后，他对我们领导同志说：“如何贯彻，要在北京统一思想，然后向中央正式写个报告，回去后就按统一的意见办。”总理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抓住问题的症结，因势利导解决问题。这对稳定当时西藏局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总理严谨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前进的力量。

　　其次，抓军政领导和部队的稳定工作。他先后多次接见干部和群众代表，反复强调，领导同志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批评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被派性迷住了眼睛。他大声疾呼：要从派性的泥坑里拔出来，不然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总理对部队要求更严格，我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7月4日，总理接见西藏部队师以上干部的情景。他首先高度评价了驻藏人民解放军。他说：“西藏的特点是解放军解放了西藏，平叛、民主改革、打印度反动派立了功，‘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军管，保卫了边防的安全，西藏人民非常感谢你们。”“但是，你们要经得住考验，‘文化大革命’不能不受客观影响，你们是几十年的解放军，总有自己的分辨能力。”总理严厉指出：“军队不允许分派，解放军要超脱，要有无产阶级党性”，“解放军和西藏人民是不可分的，不管如何困难，解放军一定要做好榜样”。在抓领导干部和部队稳定工作的同时，总理要求我们大力做好群众工作。他身体力行，多次直接同群众对话，特别是1968、1969年，总理接见西藏的干部、群众时，每次都反复强调，中央早已决定，西藏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要提高警惕，不要上了那些对祖国心怀敌意的人的当；有的人搞派性，敌我不分，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无论如何，不能停止生产，不生产，饿着肚子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对军队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整顿，调整了“三支两军”人员，在军队内部一律停止“四大”活动，进行正面教育，并采取了不介入地方的种种措施。从此，西藏的形势开始了新的转机。

　　周总理永远和西藏各族人民在一起

　　20多年来，总理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党中央对西藏的各项方针政策，体现了党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总理曾经说过：“西藏人民深受封建农奴制度的罪恶统治，比其他民族更加苦大仇深，对他们要更加关怀。”最使人难忘的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指示：“宁肯全国人民承受更大的艰难，对西藏的供应一点不能减少。”有总理的厚爱，使西藏军民没有受到饥饿之苦，西藏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和全国人民在三年困难时期援藏的重大代价。当年西藏军民艰苦奋斗，不仅胜利完成了民主改革、农牧业生产和对印度自卫反击作战的光荣任务，而且节衣缩食，尽量减轻祖国人民的负担，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周总理虽日理万机，但是，凡是西藏民族代表团来北京参观或开各种会议，总要在百忙中抽身前去看望和接见。1956年初春，总理亲临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仔细视察了藏族学生的宿舍楼，亲手摸摸学生的床铺，探望有病的学生。指示学院领导，要注意关心学生的生活。总理鼓励学生们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学好本领，把西藏建设好。这些学生后来大都成了西藏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每当他们谈起总理的接见和关怀时都激动不已。1966年秋，周总理邀请西藏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住进国务院，夜晚，总理亲自查铺，看大家休息得好不好，亲自询问对他们的生活安排情况。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身处逆境，但仍然十分关心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冷暖和安危。那是1968年夏天，西藏部分干部和群众代表在北京办学习班。一天下午，总理匆匆到学习班看大家。好象久别重逢，他紧紧握住藏族同志的手，询问藏族群众目前吃的怎样，穿的如何？有没有糌粑、酥油茶？喝不喝青棵酒？农牧区的生产怎样？工人上没上班？总理认真听着大家的回答，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总理满怀深情地说：“藏族人民勤劳朴实，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你们敢讲真话，我感谢你们。”他勉励大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维护民族团结，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生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才能巩固边防。

　　1973年8月，党的“十大”期间的一天下午，总理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散会后，代表们在宾馆花园里欢迎才旦卓玛唱歌，突然，周总理出现在代表们中间，他热情地对才旦卓玛说：“才旦，你的歌声真好啊，西藏有歌舞之乡之称，我看《洗衣歌》就不错嘛，水袖当哈达。”在热烈的掌声中代表们围在周总理的周围，总理问大家：“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呀？”代表们提出，要求晚上安排文娱活动，要求大会闭幕后在首都参观几天。总理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事先考虑不周到，我同大会秘书处商量一下，尽量满足你们的愿望。”代表们又是一阵掌声，有的高兴得跳了起来。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75年秋，中央决定以华国锋同志为中央代表团团长赴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时周总理已病重住院，正处在异常艰难和痛苦之中，但是他躺在病床上仍然惦记着西藏和在那里工作的干部。那是8月29日晚上，已经 12点过了，总理在医院里接见了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同志。总理指示：你们到了西藏，要多加鼓励在那里工作的各族干部、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他们很辛苦，这几年的工作搞得不错嘛，是很有成绩的。告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尽快成长起来。要搞统一，搞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团结，才能安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华国锋同志告别总理刚回到家里，又接到总理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总理说：“我看了一部科教片，叫《养蜂促农》，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当华国锋同志将总理的关怀和嘱托传到西藏时，同志们的心情无比激动，不少同志流下了感激的热泪。大家都为总理鞠躬尽瘁、关心热爱西藏和西藏各族军民的精神所鼓舞。自治区党委连夜召开会议，学习总理的指示，检查我们的工作，重新审议了西藏的建设规划。大家都决心以共产党人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无比忠诚，去努力实现周总理的意愿，干好自己的工作。代表团离开西藏，一位藏族领导同志对华国锋同志说，这一小袋糌粑请转交给周总理，这是我们西藏各族人民的一片心意。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传到拉萨，西藏党政军和各族人民，顶住了“四人帮”的重重禁令，拉萨和各地、市都以各种形式隆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拉萨商店里的黑布和白纱哈达，在一夜之间抢购一空。自治区党委在布达拉宫前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设立了庄严肃穆的悼念灵堂，布达拉宫顶上降下了半旗，拉萨街道两旁的树上缀满了哈达和白花。一连数日，拉萨市和郊县的农牧民群众，成千上万，扶老携幼，昼夜不断地到人民文化宫广场，用隆重的民族形式悼念西藏各族人民心中的好总理。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从边防哨卡到后方机关，人人戴黑纱，大炮和汽车都戴上了白花。古城拉萨沉浸在悲痛中，到处是哀乐声和人们的哭泣声……。1月15日，自治区党委、政府在拉萨召开了数万人的隆重的追悼大会，各族军民伫立在广场上、礼堂里、影剧院和大街小巷，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聆听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周总理致的悼词。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您虽然已经离开我们10多年了，但西藏各族人民永远也忘不了您，您将永远活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心中。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