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战斗，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是全党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典范。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亲自飞往西安，准备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布置向红军进攻。当时驻在西安一带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受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介石拒绝。于是，张学良、杨虎城逮捕了蒋介石，爆发了西安事变。应张、杨的邀请，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向三方面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战开始后，党中央又派周恩来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担任南方局书记，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中我地下党的工作。武汉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人民面目越来越暴露。什么《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反动法令接踵而来，不久，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逼进武汉，国民党仓皇败退。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最后撤离了武汉，经过长沙等地，于12月到达重庆。重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斗争十分尖锐，情况异常复杂。周恩来同志始终坚定地贯彻执行我党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化龙桥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注视的中心，从这里传出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使人民透过弥漫的浓雾，看到了胜利的光明前程。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歪曲，让广大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新华日报》的工作。他说：“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要充当‘大后方’人民的喉舌，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尽管他每日的工作很忙，要出席党内外的重要会议，要同广大群众接触，要同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界、新闻界及其他各方面的人士接谈，还要亲自进行外事活动，但他深夜归来，还要审阅报上的社论和重要新闻，并经常亲自动手为报纸写社论、专论等文章，不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我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动员国民党统治区千百万群众起来斗争。

　　周恩来同志还积极开展了进步文化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一度邀请我党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周恩来同志担任了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同志担任第三厅厅长。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第三厅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的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开展了广泛的爱国抗日文化活动，组织抗敌剧团和宣传队，到各地宣传、演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发展进步出版事业，出版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如《资本论》三大卷、《列宁选集》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还出版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整风文件。在重庆、桂林、昆明，还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潮。

　　在发展进步势力中，周恩来同志特别注意把工作重点面向工人、青年学生和妇女群众。他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人员要“勤交友、勤学习、勤调查研究”，要在工人、职员、青年中交朋友。他曾指示南方局青委主办的《战时青年》，既要谈政治，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也要关心青年的生活。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青年学生即使领到一点公费，也吃不饱，穿不暖，有病无钱医治，生活十分困难。《战时青年》就揭露国民党教育当局贪污中饱、迫害青年的罪行，支持青年学生的斗争。他还注意抓当时全国学联、妇联的工作，和国民党、三青团争夺青年一代，把更多的青年吸引到党的方面来，并不断把进步青年输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

　　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后方广大群众渴望一瞻他的风采，希望聆听他的演讲。1940年9月间，当时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十分嚣张，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溃退后，为了绥靖日本，封锁了滇缅路。美国也在东京和华盛顿两地同日本会谈，妄图搞对日妥协，牺牲中国的远东的慕尼黑。加上英美财政援助减少，物资运不进来，物价飞涨。一贯依靠外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时更加动摇，也更露骨地反共。国际局势究竟会出现什么局面？团结抗战的局面会不会破裂？抗战能不能打下去？这些问题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希望能得到正确的答案。这时，周恩来同志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演讲会上，发表了《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的著名演说。演讲的消息一传出，就轰动了整个山城。演讲地点本来预定在市区实验剧院，参加的工人、学生、妇女、军人、职员、公务人员很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楼上楼下已经挤满了人群，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临时把地点改在能容纳更多听众的张家花园的巴蜀小学操场举行。当时人山人海。虽然演讲在国民党军警环伺下进行，但群众全神贯注，几千人的会场，秩序井然。周恩来同志以高昂有力的声调，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持久扩大，我们既不能忽视利用国际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每一变化，叉不能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外援存在幻想。争取抗战胜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说：“我们的作战，只是人、财、粮、弹四个最低的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战到底”。他指出，美国援华的款项，是中国用钨砂换来的，要把这笔钱用到抗战上去，而不要再加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存在美国银行的美金存款上去。演讲持续了近4个小时，他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战斗精神。全篇讲演贯穿着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阐明的光辉思想，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腐朽无能和借抗战营私的真实面目，充满了民族的正气和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听众不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篇演说，一扫了当时的悲观失望气氛，使各阶层群众、各民主党派人士，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当时在场的许多外国记者，马上纷纷向国外发新闻，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应。

　　周恩来同志对于争取中间势力，也进行了大量工作。1939年，国民党公开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后，抗日党派和进步力量在抗战初期争得的少许权利也一概取消。在我党发出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的号召下，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参政会中象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和我党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对于华侨和西南地方势力，周恩来同志也进行了团结争取的工作。华侨爱国人士陈嘉庚回国后，经周恩来同志的介绍，到延安参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根据亲

　　二

　　身体会，赞扬在国内只有延安是廉洁的。他的谈话在重庆震动很大，在华侨当中影响也很大。西南地方民主人士张澜、鲜英等，还为我们提供自己的住宅，如鲜英的“特园”，曾作为周恩来同志和各界人士会见的场所。周恩来同志在分化和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也做了大量工作，象冯玉祥这样本来与蒋介石有尖锐矛盾的知名人物，经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争取，成了共产党的朋友。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以辛勤的工作，给民主党派的斗争指出了方向，扶持了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派，这就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势力。

　　1941年1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当时投降、分裂的危险空前增长。面对这一股反动逆流，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领导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展开了英勇的反击和斗争。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对奉令正向长江北岸移动的我新四军9000余人，在安徽南部泾县的茂林地区，进行突然包围和袭击。我新四军指战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有1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同志被扣。1月4日这一天，架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三楼的电台，收到新四军总部发来在北上途中被围的告急电报，周恩来同志愤慨万分，立即向国民党反复交涉，提出严正抗议。5日电报联系减少，最后联系完全中断。1月17日，蒋介石悍然发布反革命命令，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当时周恩来同志怒不可遏，打电话给何应钦。他在电话上痛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优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在电话上讲完“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句话后，愤怒地摔下了电话听筒。从1月4日到1月17日这一段日子里，他常常是彻夜不眠，沉着果断地应付事变。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周恩来同志指示《新华日报》写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反对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由于报道和评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他就极其愤怒和沉痛地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新华日报》18日刊出他署名的题词，表达了对新四军殉国指战员的沉痛哀悼，严正声讨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国、全世界揭穿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使国民党十分狼狈，极端孤立。

　　国民党为了制造团结、和平的假象，妄图要我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我党七参政员发表删电提出十二条善后办法，作为出席的先决条件。由于各民主党派的斡旋，在渝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同志又提出停止军事进攻，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恢复叶挺军职，释放新四军被押人员等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但未被国民党接受，于是我坚决拒绝出席参政会，揭露了蒋介石假团结、真分裂的反动面目。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委任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回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命令；由于当时我解放区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对来犯之敌给以迎头痛击；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对我党深表同情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一句话，由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以失败告终。

　　周恩来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预见到国民党当时虽然不敢全面破裂两党关系，但我们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好一切准备。遵照党中央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周恩来同志把当时在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的一部分同志转移到香港，开辟新的据点以加强对国民党的斗争。并帮助民主人士、作家、学者转移。对于转移工作，他亲自作了安排部署，使他们安全到达。许多党员和党外人士到香港后，办起了《华商报》和其他进步刊物，有些知名人士，并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形成了又一个民主和进步文化的中心。他们在香港写文章，发表政见，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准备投降的阴谋，对国际舆论和海外华侨起了很大的影响。

　　在我党、我军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毛主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指出“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但同时毛主席也着重指出，要纠正那种“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强调在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的同时，要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周恩来同志就是坚定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党的力量，积极利用时机，为把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自皖南事变后，尽管国民党不断强化它的法西斯统治，以后又借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再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但是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首先是文化知识界的统战工作却有了深入的发展。由于国民党采取高压政策，我们的活动虽然受到更多的限制，但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我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如通过纪念鲁迅，悼念邹韬奋等各种方式，联系和团结文化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进步文艺运动，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继续发扬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写下了许多暴露反动统治、鼓舞人民斗志的作品，特别是戏剧活动十分活跃。郭沫若同志写的几个历史剧，脍炙人口。如话剧《屈原》，通过屈原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控诉，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声。演的是历史剧，骂的是古人，但实际所指的却是当时的独裁者。周恩来同志看戏后，亲自动手写剧评。表面上是评戏，实际上是谈政治，是生动活泼、尖锐犀利的政治论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舞台上下，剧场内外，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抒发民愤。由于进步文艺运动的高涨，进一步扩大了文艺阵地，这对于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洽，教育和鼓舞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个时期，在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争取下，民族工商界的广大人士也进一步向我党靠拢。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他们通过通货膨胀和统购统销，加紧掠夺人民群众，压迫中小资产阶级。周恩来同志为了争取民族工商业人士，也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他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谈中，列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大家族控制外汇以伪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向工商界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夺的真相，使到会人士惊叹不止。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当时，重庆商会主办的报纸《商务日报》本来是一家反共报纸。我们利用西南工商界同国民党的矛盾，通过《商务日报》揭露国民党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鼓励工商界为提高猪鬃等出口物资收购价格、提高花纱布工缴和轮船运费而斗争，《新华日报》则在舆论上给以支持，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作出一些让步。从1944年到1945年，工商界360行，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招待会，弄得国民党穷于应付，狼狈不堪。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对国民党敢怒不敢言，现在同国民党开展斗争，并能得到一些利益，也和共产党往来。周恩来同志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我们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了，党的影响更加广泛了。

　　1944年日寇沿平汉、粤汉、湘桂线大举进犯，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日寇前锋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当时人民群众已经看透了国民党腐朽无能，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方面。这时，昆明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重庆的群众运动也活跃起来，特别是通过追悼胡世合的群众性斗争，群众运动的波澜更加壮阔。胡世合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工人，因为制止特务偷电，被开枪打死。《新华日报》号召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起来抗议特务暴行，得到各阶层群众和舆论界的普遍响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国民党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枪决了行凶的特务。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群众，教育了中间派，打击了顽固派。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威望更加高涨。

　　总之，抗战期间，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工作，经受了三次反共高潮的严重考验，党的影响更加扩大了。我党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进行了政治斗争，不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的武装斗争，而且还为抗战胜利后的决定性斗争积蓄了力量。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战斗，正如许多国外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他不但是共产党派驻在国民党那里的代表，而且也是共产党派驻在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当时英美驻重庆的大使都主动地访问我中共代表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到重庆访问的人士十分频繁，他们当中有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如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共和党领袖威尔基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也有同情进步的自由人士；有文职人员、记者、教授，也有职业军人。尽管他们有些人是支持国民党的，但是周恩来同志同这些外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努力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通过实际了解，对中国问题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许多外国人士确信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抗日武装，才是对日作战的中坚力量。美国当时驻在重庆的外交人员谢伟思在回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中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周恩来同志正是用他充沛的精力和卓越工作的才能，正确地表达了我党的立场，说服了和影响了许多人，因而在国际统战中，团结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就大大有利于在抗战胜利后把美蒋反动派彻底孤立起来，并为建国后的外交工作积累了经验。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渴望中国从此出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但是国民党却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一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他们慑于舆论的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不得不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当时估计毛主席不会去重庆，因而他们施放谈判烟幕，企图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加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

　　毛主席洞察国民党的阴谋。为了争取和平，并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动内战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于8月28日，在周恩来同志陪同下，飞往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革命行动，震动了全中国。当时山城的群众奔走相告，心花怒放，把毛主席的到达，看作是“民主中国的曙光”。

　　在整个重庆谈判的43天中，周恩来同志夜以继日地辛勤操劳，根据毛主席的决策，作为我党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主席到重庆，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外。他们对谈判并无准备，连一个方案也没有，在我党提出了一系列和平民主建国的方案面前束手无策，只是派了王世杰、张群等几个代表敷衍应付，妄图使谈判得不出结果，把毛主席拖在重庆。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为了扩大我们党的影响，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广泛地会见各方面人士，多次举行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介绍谈判情况，说明谈判达不成协议的关键在于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不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反而企图在所谓“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同时，阐明我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并听取各方面意见。这样，就极大地争取了群众，更广泛地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给国民党反动派施加舆论压力。周恩来同志还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进一步动员了中外进步舆论。

　　由于我解放区军民在上党地区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加上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呼声，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改变对谈判无休止的拖延政策，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迅速结束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从而使谈判有了结果。毛主席胜利地返回了延安。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同志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总是和毛主席形影不离，朝夕相共，从保卫工作到生活安排，都是无微不至地亲自布置，精心照顾。他一再教导我们说：“主席的一举一动，一切问题都是有关党的事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要特别加强对毛主席的安全工作。他还亲自做由国民党派来警卫的宪兵和汽车司机的工作，保证了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

　　毛主席在重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坚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政治热情，有很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曾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这一分析，说明我们党是人心所向，也是对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伟大成果的很好的评价。

　　“双十协定”签订后，周恩来同志继续为反对内战，争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斗争。

　　重庆谈判期间以至谈判以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民团体，在我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越来越看清反动派的真面目，纷纷起来进行斗争。重庆各界人民成立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工人、学生、商人及一切纳税人用罢工、罢课、罢市及拒绝纳税的行动来制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人民中间获得广泛响应。到昆明发生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时，国民党的独裁、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积极斗争下，国民党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会议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双十协定”中没有解决的军队和政权两个主要问题，斗争十分复杂而激烈。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以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花招，首先把人民的军队“化”掉。而一部分中间人士，则抱着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提出要“共产党在军事上让些步，国民党在政治上让些步”的“希望”。周恩来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如意算盘，就是“你先交给我军队，我再给你民主”，以便他们吃掉人民的军队。他指出，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将人民的武装“化”于国民党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国家中。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民主。国民党在吃掉人民的军队以后，必然要向人民猛扑过来，把人民的民主也吃个一干二净。因此，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应该是也只能是按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也批评了某些中间人士的幻想。

　　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从早到晚，忙于参加会谈和同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夜间还要召开汇报会，和同志们一起分析情况，研究方案。他说：“你们中间有军队来的，有地方来的，也有学校来的，你们的意见都代表一定的群众，可以启发我们多多思考，照顾得更全面。”同志们在周恩来同志的启发下，总是畅所欲言，认真讨论。汇报会后，他往往还要亲自准备有关的文字材料，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就这样，在当时他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由于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国民党反动派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早在政协闭幕前，他们就指使特务制造“沧白堂事件”，侮辱去那里讲演的政协代表，又派军警非法搜查政协代表的住宅。政协闭幕后，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重庆“校场口事件”，打伤了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主席郭沫若、李公朴及新闻记者等60余人，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向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势力发动了可耻的进攻。与此同时，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疯狂地破坏停战令，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各方面民主力量，同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直到国民党反动派攻占了张家口，悍然召开伪国大，向解放区全面进攻，最后撕下了和谈的假面具，周恩来同志才返回延安。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以工人、学生为主包括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茶，迅猛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烈火，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了包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淹没在人民民主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工作的8年中，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斗争多么尖锐，谈判多么复杂，总是英勇机智，表现了对敌斗争的极大的坚定性和卓越的斗争才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和成功。毛主席对周恩来同志这段工作曾作了对党忠诚，对敌英勇，工作不知疲倦的高度评价。回忆周恩来同志在这段工作时期的战斗历程，他的崇高的思想品质，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身作则、诲人不倦的领导作风，都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是光明磊落、高尚伟大的一生。他那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原载1977年1月5日《光明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修改。)

　　《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