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前夕，应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邀请，一批长期在我国工作的外国老专家聚集在北京友谊宾馆的会议大厅，怀着无限的深情缅怀他们的老朋友———周恩来。这些曾为我国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做过贡献的老人，有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与周恩来结识，有的曾多次受到过周总理接见。他们除了在座谈会上热烈发言之外，有的还写成文章回忆周恩来对外国专家无微不至的关怀。

　　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日本专家高野广海回忆说，在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经常到广播电台来，他有幸多次与周总理晤面。周总理还用日语同他们打招呼，使他们备感亲切。

　　高野讲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60年代末，他回到了日本，时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然而，由于国际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受到“文革”影响，所使用的语气和词语难为日本普通听众接受。高野就此率直地给国际台写了一封信，建议对外广播一定要注意收听对象和广播内容。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然转到了周总理那里，并引起他的重视。后来，周总理在接见两位日本朋友时讲了这件事，肯定了高野的批评意见。两位朋友返日后遂向高野讲述了此事，使他感动不已。

　　年逾八旬的《今日中国》名誉主编、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爱泼斯坦在1938年便见过周恩来，后来工作中更是经常与周总理接触。他回忆说，英文刊物《中国建设》(后来改名为《今日中国》)一直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在国外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但是，1958年受“左”的思潮的干扰，刊物中充满了政治口号式的内容。周总理知道此事后，当即指示杂志要保持原有的风貌，并说有关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报道中已经有了政治内容，若再硬加进政治内容，便会是刊物政治化，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周恩来关心外国专家生活的动人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著名医生马海德先生的夫人苏菲女士回忆说：“我们有什么事，只要找到周总理，他从不会过夜处理。”另一位专家说：“和周总理说话，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忘记了他是国家总理。”在“文革”期间，一些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受到不公正对待，只要反映到周总理那里，他总是认真对待，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办理，不少专家都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和帮助。爱泼斯坦讲了这样一件事，那时，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的美国语言编辑克艾文是清华大学一位中国教授的妻子，当她的丈夫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迫害后，她本人也被学校的造反派软禁起来。一天晚上，她悄悄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并逃过看管人的眼睛溜到外边，把它投进了邮筒。周总理看到了这封信，指示恢复她的自由和在杂志社的工作。

　　高野还讲述了另一件感人的事情，鉴于70年代日本可以对年过50岁的人发放失业保险金，他回到日本后为了专心从事写作，办理了失业手续。然而不知是谁将高野“失业”的消息传到了周总理那里。高野在日本很快收到了周总理的邀请信，请他再次来华工作，并对他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具体安排。

　　爱泼斯坦还回忆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每年她过生日的那一天，周总理总要去看望她，和她的中外朋友在一起欢聚。一次，斯特朗在家里宴请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等。总理听说后也赶来，他们只好给他挤出一个座位。他高兴地和大家见面交谈，谈了半个多小时才起身告辞，又去参加一个预先约定的外事活动了。

　　早在1946年就与周恩来见过面的美国农业机械化专家寒春深情回忆说，1972年，他81岁高龄的母亲率团访华，不幸在无锡的一家旅馆里中风。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指示要千方百计进行抢救，来自当地和上海的十几名医生立即组成了抢救小组，旅馆也顿时变成了医院。他母亲脱险后，总理还关照派一名医生护送老人回国。寒春说，他母亲一直活到92岁高龄才去世，这是与周总理的关心分不开的。说到这儿，寒春哽咽难语，激动的泪水润湿了双眼……(本报记者 杨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