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犯”竟不知自己强奸了谁

　　李斌

　　去年“北京改革警务由严打模式变为整体防控模式”（《新京报》2005年6月20日）的新闻曾引起广泛关注，因为这是警方首次正面反思“严打”的弊端，而“强奸犯被判刑10年却不知强奸了谁，刑满释放后苦寻10多年未果”（《新文化报》1月6日）的新闻，则将“严打”给无辜者造成的伤痛展示得淋漓尽致。

　　细观报道，无辜的“强奸犯”张威军的遭遇不如佘祥林离奇，比起已被处决的他的“同案犯”曹福吉，以及河北的聂树斌案，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已经算是幸运的，至少保住了一条命。但性质却同出一辙，都是在特定时期的法律和刑事政策加诸老百姓的黑色幽默。可以说，张威军没有“强奸”谁，反倒是被法律“强奸”了。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个“法律”是被某些素质低下、甚至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执法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的！

　　张威军的倒霉从大环境上可以归咎于1983年实施的第一次全国统一的严打，从当时的办案程序上看，“侦查员、检察员和审判员联合办案，三个人一合计就判了，甚至不需要复核，也不需要被害人当庭指证。”如此潦草仓猝，显然不能做到实事求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这些弊端早已被执法者所体认、学者所诟病）。也就为某些“有心人”提供了制造冤案的便利条件。

　　请看长春市农安县人民法院下达的“（83）刑字第441号”刑事判决书（原文节选）：“被告人张威军于一九八二年春的一天夜间，将流氓强奸犯曹福吉（已处决）强奸后并挟持刀被告人家的榛柴乡上台子村六社的女社员刘××强奸。”请问读者您们看得明白吗？反正笔者是琢磨不透。连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不具备的审判长，他所制作的错漏百出的判决书，其法律效力自然只会让人笑掉大牙！办案人员仅仅素质低下也罢了，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姓刘的被害人纯属子虚乌有（这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张威军就有被合谋迫害的嫌疑（他当时在告土地非法交易的状），曹福吉则可能是另一个聂树斌--而这点无疑更令人毛骨悚然。

　　当然这些都有待于相关部门的调查取证，昔日执法者的改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要使人民群众‘告状有门，冤情能申’”（新华网北京1月5日电）的新闻给了当事人和旁观者一丝希望，但联系长春市各级法院连续四次驳回张威军的申诉的事实，即使在法制建设日益健全的今天，执法者是否有拨乱反正的勇气，肖院长的表态能否做到上情下达、上行下效，也实在不令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