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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一向我去了趟青山祠，想找一点少年时的东西，但青山祠根本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青山祠了青山祠旧影。罗斯旦 摄
福王赵汝愚的墓今犹在。罗斯旦摄
我的少年就丢在青山祠。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父亲被打倒了，戴上了“叛徒、当权派和走资派”的帽子。那年月有点乱搞，制造了很多莫须有的帽子。“叛徒”的帽子是让少年的我深感屈辱的。“文革”前有部电影叫《红岩》，红岩里有个很著名的反面人物，叫甫志高。甫志高被“双枪老太婆”一枪打死了，因他背叛了革命。父亲被打成“叛徒”，我童年的脸面也随之黯淡了。我的童年是在一师范度过的，之前父亲是一师的校长，做儿子的我就有几分荣耀。1967年，父亲被打倒，一家人就被一师的造反派赶了出来，赶到了青山祠。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冬天，地上结了冰，屋檐上吊了长长的冰锥，晶莹透亮的。
青山祠一号实际上是一师四宿舍。住着四户人，都是从一师大宿舍里赶出来的“坏人”。一户姓吕，被打成地主，吕地主家只剩了两个老女人；一户姓李，当年是个“右派”，只身一人住着；还一户姓郑，男的于“文革”中忍受不了造反派的迫害，跳楼自杀了。再就是我家。那时候我八九岁，我弟六岁，两个姐姐也只是读小学，哥哥却被动员到农村当知青了。在青山祠一号，因没有与我同龄的人，想玩，就只好走出去找同龄的伙伴。对门有三户人家，一户没男孩；另一户姓韩，有个与我同龄的孩子，但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我们没玩在一起。还一户，那就连姓什么都不记得，因他家的孩子还小。一旁有一户，姓邹，有个孩子与我同年。邹家有一老人，在我少年的记忆里生得很伟岸，魁梧还不是老人的特色，特色是眉毛，粗而浓，且雪白，望上去十分精神。屋里有口棺材，乌黑的，搁在两张长凳上，棺材上常摆着双布鞋，那是老人穿的布鞋。夏天里，老人常把一张躺椅摆在我窗下，躺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身旁搁着只洋瓷茶缸。我那时常和他孙子缠着他讲古。老人开讲前，会端起茶缸，吹一口飘在面上的茶叶，这才很畅快的模样喝一口。那茶很浓，水都成了酽酽的褐色。
邹家的对门是个理发店。理发师傅姓唐，唐师傅是我少年记忆里青山祠一带最矜持的男人，我也不清楚我脑海里怎么会跳出“矜持”二字！回想起来，那时候青山祠的男人大多不讲究，夏天里满街都是穿短裤打赤膊的，唐师傅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穿过短裤，更没打过赤膊，大概这便是我突然想起“矜持”二字的原因吧。我从九岁到二十一岁，头基本上是唐师傅剃的。理发店的一旁是自来水站，有个老头守水，是独眼龙。青山祠的人呷水，都得上自来水站挑，一分钱三担。印象中老头有点凶，但也没看见老头吵过架或打过人。我们家搬到青山祠，吃水就得上四五十米外的水站挑。少年的我，觉得这条路特别漫长，因我从读小学四年级起，就从姐姐手上接过了扁担。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挑水，人还没扁担高，挑着水一路就踉踉跄跄的，踉跄了两三年，才显出人样。
自来水站过去，是幢两层的红砖楼房，坐西朝东，那恐怕是当年青山祠街上最洋派的房子了。那楼房住着好几户人，有户姓高，高家有个男孩跟我差不多大，他有个妹妹，比我小两岁。那个女孩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很文静，有时候我从高家经过，看见她，就想找她说话。但终究一句话也没说过，那年月男女界线很清晰，你找女孩说话，会有人笑你。红砖楼房的对面是派出所，派出所里有棵酸枣子树，枣子树的一些枝桠都伸到墙外来了。一到秋天，枣子熟了，我们就觊觎着那些枣子，但胆子再大的孩子也不敢爬派出所的围墙，只好眼巴巴地瞪着。派出所一旁的几户人家就不太熟了，好像也没有同龄的孩子。记得当年这里有一两户人家里喂了猪，母亲或女儿常出来收潲水，挑着脏兮兮的木桶子。再前面是青山祠小学，常有一面国旗在操坪上飘扬。
早一向我去了趟青山祠，想找一点少年时的东西，但青山祠根本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青山祠了。路还是那条，两旁却是一栋栋令我陌生的居民楼。奇怪的是我住过的青山祠一号还在，但改成了40号。人也换了，我住过的那间房变成了简陋的粉店，好像是卖米粉或面条吃，大张着口冲着小巷。我木木地伫立着，仿佛有一首充满激情的老歌从粉店里冲出来，打在我脸上。那时候青山祠一号几家人共用的堂屋中安了只有线广播，广播一到早晨、中午和傍晚，就有激情飞扬的歌曲不管你听不听地响亮起来。很多人都晓得我爱听老歌，车上的碟大多是“文革”时期的歌，但他们不知道，我少年时候就是在这些歌曲中长大的，是这些革命歌曲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也是在这一支支激情澎湃的歌曲中吃的中饭和晚饭。
青山祠
位于天心区妙高峰北麓下，原有青山祠，系祭祀福王赵汝愚，后祠废，存其街名。今街已拆建居民小区。赵汝愚墓犹存，占地约500平方米，墓葬坐南朝北，南依妙高峰，北砌高约4米的石基。墓壁上嵌石碑，上刻“南宋忠定赵福王墓”。赵汝愚，宋宗室，江西余干人。宁宗时为右丞相，后被奸臣所忌，贬永州，至衡州时暴卒，归葬长沙，理宗时追封福王。赵汝愚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解放前明宪女中曾建在青山祠。摘自《长沙老街》（陈先枢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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